「我當初會很直覺地寫出『方向的給予者』，是因為在我的工作中，無論是攝影、美術，都會說導演聽不到他們的想法；當我聽到的時候，通常也不是在罵我，而是在罵別的導演，被罵的內容很大一塊是導演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把工作人員忙得雞飛狗跳，將帥無能累死大家。所以想來聊一聊當導演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指令，是方向的給予者。」
導演蕭雅全從1988年就踏上了影像創作之路，一開始他多拍攝創作短片，直到1994年開始拍廣告，2000年完成首部電影《命帶追逐》，相隔十年推出第二部長片作品《第36個故事》，近年來大家比較熟悉的則是2018年的第三部作品《范保德》。從短片、長片到廣告，豐富的經驗磨出了蕭雅全對於影像創作的思考。本場講座由蕭雅全帶來四部作品，並分享從中獲得對於創作的深思與體會。
短片的意義：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規格去說
縱使已經累積不少廣告及三部長片作品，在蕭雅全心中，他的影像起步——短片——仍具有特殊地位。
「我真心認為短片是一個很特別的品類，顯然說出了一種可能，也就是當不被商業規格給綑綁的時候，影像有什麼可能性。」
「我也想問你們，為什麼要拍短片？為什麼是23分鐘？為什麼是這個故事？如果是說因為沒有錢拍長的啊，這是一個非常侮辱的答案。總不能跟女友說，因為我沒辦法跟她在一起，所以才跟妳在一起，不是吧！是因為妳，就是獨一無二的。」
蕭雅全以小說來比喻，長片或短片的類型，其實就像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與極短篇小說，並不是因為長度來作為優劣的標準，而是去思考「適合說什麼故事」、「這個故事適合怎麼說」，內容和規格互為因果。他也提到，許多人製作短片時仍有追求預算的迷思，但蕭雅全認為相較於長片必須考量商業放映及規格，短片是更自由、沒有一定該怎麼做的，因此他鼓勵正在短片階段的創作者，可以更大膽。
他以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就讀紐約大學時所製作的短片作品《剃鬍記》（The Big Shave, 1967）為例，短短六分鐘的影片，看到一個男人剃鬍剃到血流如注而死，原本不能理解這部短片想要說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在影射越戰對於美國的影響。《剃鬍記》內容簡單成本也低，蕭雅全表示，這部作品顯示了創作時要有的「想法」——好的作品，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就是證明想法，開發想法，不怕失敗去表達想法。
「殘忍一點說，你花四十萬把畫質弄很好，結果還是被更便宜的片子打敗。」預算是任何類型的片子都需要顧慮的，而符合影展或任何平台的規格，則能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蕭雅全覺得這些考量都是合理的，但不能只為了輔導金而被某種特定規格綑綁。
他希望作為一個導演，必須更有自覺、更有破壞力、更有挑戰既有規格的決心跟企圖。
「我廣告拍了25年，我每天都在面對這種事情，我得跟各位說，就算是這種商業的東西，都是來自『破壞性』的。你非常地乖巧，商業會看不起你。事實上你要非常有創造力，你才能為你自己或心愛的東西開創出更多的可能。」
商業與創作能否平衡？《赴》與《返》的經驗
所謂在商業的創造力，或是打破規格的破壞性，也許可以用蕭雅全帶來的短片作品《赴》、《返》來詮釋。這兩部都不超過四分鐘的短片，可視為同一概念的兩面。《赴》是一位女子接到電話，開始欣喜地一邊赴約，一邊妝扮自己；《返》則是女子接到電話後，開始一邊趕路，一邊卸下妝容。
《赴》與《返》原先是一個商業的委託案，中國的女性雜誌「悅己SELF」希望能在廣告溝通上有所突破，改變太過於知性的形象，要讓大眾知道這本雜誌是會提供化妝品資訊的，加強雜誌與化妝品廣告主之間的關聯性。
「這本來是一個商業委託，但我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我當作是一個創作。」
蕭雅全與客戶商量，總預算約40多萬台幣，蕭雅全答應了，不過條件是對方不能管要拍什麼，若客戶要介入則需提高預算。原先客戶並沒有要求要拍兩支短片，但蕭雅全寫了一個化妝與一個卸妝的腳本，動機都是為了愛人，於是就這樣拍成《赴》與《返》，這是商業委託，但也可視為兩支互文的創作短片。
「所以我一直強調想法很重要，想法最貴也最便宜。」談到商業必然關於錢，但蕭雅全對錢的概念並不是越多越好，他甚至會跟客戶說重點不在錢，而是在內容——「就是多少錢，理論上都能拍片，重點在內容，內容必須是合理跟對稱。錢跟內容是極度重要的觀點，你應該要有這種意識：錢不多，你就該要展現你的腦袋。別在錢不多的時候，想做很多勉強的事，會顯得很捉襟見肘。」
「我拍了二十幾年廣告每天都在搞這件事，我正在做所謂的商業技能的委託，我只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可是，即使是這樣，創作這件事情，我沒有誤會，我沒有把這兩件事放在一塊，創作是屬於我的種種、我的需求。假如各位有創作的企圖或需求，我的建議是，各位需要先解決依賴固定規格的慣性。」
雖說是創作，但蕭雅全也點出廣告起頭都是有特殊任務。《赴》《返》完成後，他會去想問題有解決嗎？並不是交片、收了錢就結束了，而是好奇問題有沒有解決。當聽到問題有解決，會覺得得意；而如果聽到問題沒有解決甚至更糟，即使有收到錢，還是會落寞。
創作與表現方式：《地圖》的技巧
講座中蕭雅全帶來的第三部短片是《地圖》，這部片其實是一個朋友間互利共生而誕生的作品。當時蕭雅全的好友雷光夏要發專輯、拍MV，但沒有太多錢，於是蕭雅全寫了一個故事，拍成短片，讓雷光夏可以將這支短片破碎化地剪成一支MV。
《地圖》想要說的是愛情裡的模仿，蕭雅全說每次重看這部短片就覺得可惜，因為有些地方並沒有表達得很好。
「正因為我要說模仿，正因為這個題目，我可以透過重複的鏡位跟模仿，例如男人起床撞到瓶子，女人也撞到瓶子。我做了一些，但我做得不夠好。這可以用得更徹底，不是為了用而用，而是為了服務我想說的主題，我說故事的方法可以更聰明跟狡猾一點。」
他提到過去曾跟候孝賢導演合作，侯導曾跟蕭雅全說，要討論的不是what，是how，「如何做」遠困難過「做什麼」。蕭雅全直言，他不贊成要讓表達方式勝過內容本身，但是要「平起平坐」，對的內容要用對的方式表達。當影像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形容，這就像是魔術師在台上變魔術，手法必須有魅力，讓看的人能被影響，讓看的人的情緒能被帶動。劇本還只是文字，很棒的劇本要如何變成影像，這就是表現方式的重要之處。
時代與創作：《摃在那兒》保留下的時代
至於蕭雅全帶來的最後一部短片《摃在那兒》，用一對男女在車上吵架吵到拿出槍來的情節，來比喻1995年的台海危機。蕭雅全回想，那個時期台灣解嚴沒多久，有許多價值觀崩潰重建，對他來說是一個有很多想法啟蒙的時代，對於政治的話題有非常多敏感以及想表達的企圖。現在回頭看這部片，保留了那個年代的氛圍，也保留了那個時期蕭雅全的思想。
「創作時你如何選主題，從你的感受、經驗、迷惑、心得，去尋找主題。特定時代的特定存在，特定地區的特定存在，特定時代的特殊性，以及不要被這個特殊性給侷限。每個創作者都在夢想這件事，希望可以跟五百年後的人對話，但你又必須與一個同一時期但不同地區的，例如印度的作家有所對話。」
雖說是對於當時台海危機的思考，然而《摃在那兒》的畫面並不直接指涉政治，而是透過比喻來轉換。
「我覺得轉換是重要的，是有趣的。轉換就是你要說A的時候不說A，因為不夠美。想像一下A的本質是什麼，你要用什麼來說它，你可以用B，可能是一個類比，比如你要說C，只說了ABD，諸如種種，是說故事上的技巧跟種種努力跟嘗試。我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這種說故事的方式。」
若說是因為憤怒或疑惑而拍出了《摃在那兒》，那拍完後，蕭雅全的憤怒就因此解決了嗎？蕭雅全拉出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這部片，他認為創作者對於政治並不打算沈默，但也不是知識份子，沒辦法寫論文來說什麼，於是透過放炮、諷刺、自嘲來表達意見。對蕭雅全而言，這部片就算沒有真的對政治、社會達到實質的改變，但重點是「他可以對這件事發言並且真的發言了」。隱形的影響是這讓他在往後有持續關注政治的熱情，是一連串成長的過程，做到有一天覺得政治這個題目不適合自己才停止。
《摃在那兒》引發了現場學員的討論，尤其是對於時代的疑惑，在當代科技與政治發展上，似乎難以再拍出這樣的作品。對此，蕭雅全指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要面對的問題」，他問過自己，他的這個時代以及他的上一代，極盡努力希望走向民主化、走向多元，到底有沒有意義？
「我現在作為一個父親，我有一個小孩，尤其是我的上一代，感謝他們脫離制約的社會——我認為是的，我真心慶幸我們的國家這麼地走過來，於是，我真心認為你們的處境比我們好，你們的成就會比我高。」
蕭雅全認為，現在的年輕創作者確實面對分眾化市場、科技制約等困難，但比起他那個相較之下扁平化的世代——寫考卷、固定量產、格式化——現在這個世代應該是更豐富、更多起伏的世代，這也是上個世代努力要前往的方向。
「別擔心，別質疑，別覺得怎麼比不贏我們，這樣的質疑會讓這些努力都被白費，這對我們這代是很大的打擊。我相信你們的困境不會比我們少，這是每個世代都要遇到的問題，但是困境的內容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個時代，極度簡化來講，可能是安分守紀或是非常憤怒，這種關係並不是非常健康跟長久的，沒道理到今天還是這樣。你剛剛看到的《摃在那兒》也許有趣，但是來自於憤怒，當你這個時代沒有這個憤怒，不會做出這樣的東西。你要問的是，你們這個世代多出了什麼？」
他補充，像是愛情、性別、家庭、環保，他看到年輕創作者談到的問題，都跟上個時代很不一樣。「不可能這個世代沒有遇到問題，每個世代都有，但是你們問題的立足點，絕對比我們更好。」
自由時代，方向的給予者
從《赴》、《返》、《地圖》到《摃在那兒》，可以看到蕭雅全四部短片作品在不同的環境資源或限制下，所生出完全不同樣貌的創作。他再次強調短片的自由性，雖然長片和短片他都以創作的心情看，但當長片用創作的心情看，商業的處罰就會非常大。「我不知道下一部長片還有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商業性質非常真切，但短片對我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樂趣，那就完全找不到動力了。」
而作為一個導演，在這樣能夠自由創作的狀態中，蕭雅全認為導演必須要學習「把方向描繪出來」。
「事實上你是擅長給予方向，而不是箝制他人創作的導演的話，你常常有可能跟最好的人合作。如果你學習給予你的團隊好的方向，你常常有機會跟最好的人，跟高手合作。如果你常常跟聽話的人合作，對你不見得有利。要學會的是說，在一堆高手之間你要扮演什麼角色？他們期望你扮演什麼角色？你的題目從哪裡來的？所以要往哪裡去？推動一切的是這個。你的攝影師不承擔這件事情的壓力，於是你要告訴他們方向。」
「你還要讓你的那些高手們每個都發揮得很好。我最得意的事情永遠都是，聽到我的工作人員說，他最好的片是跟我一起拍出來的，那個事情真的是會讓我非常非常驕傲。」
蕭雅全鼓勵這個時代創作者從關心的議題出發，不過他也坦言，近年來多次被問及「這部片跟什麼議題有關」，因為與議題綁在一起是有助於觀眾理解、有助於行銷的。蕭雅全說他總想起更古典的時代，常常有的一種心情是因為某個下午、某個情感，而決定做這部片，那也是一種方向。
最後，蕭雅全也以大學讀美術系時，與老師的對話，來作為對年輕創作者的鼓勵。他說當時老師問他畢業後還會不會繼續畫畫，他說他想做電影，老師說電影很好，他回答說電影不那麼純粹，比起畫畫只需要一個人一枝筆一張布，電影牽扯的人事物是很複雜、不純粹的，難度很高。
「沒有事情沒有限制，即使繪畫也有限制，那隻筆跟布有對稱的限制，各行各業都有它的限制。跳開來看，很公平。」當時老師的回應蕭雅全一直擺在心中，也成為他走向影像的安慰與勇氣。或許會有很多的限制與難關，但作為一個方向的給予者，在與現實拔河後仍要往自己的方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