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除訂便當、打雜等先入為主的既定印象，製片其實是個亟須創意的電影工作——且修行不僅只在個人。然而製片工作包山包海，為了一部作品的誕生，有時更難免上山下海；電影荊棘路上匍匐前進，怎樣才能成為「好製片」呢？
短片實驗室本場講座邀請打滾業界十年以上，經驗豐富的三位製片人袁支翔、陳璽文、徐國倫，從他們過往短片《曬棉被的好天氣》、《十年臺灣》系列的〈睏眠〉...等製作經歷談起，分享三人如何看待製片的「四個大哉問」——如何兼顧商業與藝術，評估預算？遭遇「錢不夠用怎麼辦」及「如何說服導演」的靈魂拷問時怎麼辦？拍攝敏感議題如何觸碰？拍片路上，保持初衷是一種奢侈嗎？
製片初體驗：經歷痛苦是必要的
1982年生的徐國倫，自2006年踏入電影電視製作產業，至今已逾15年。攤開徐國倫經手作品，有商業元素豐富的《愛的麵包魂》、《KANO》，大膽突破的殘酷青春影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也有去年甫在
Netflix 上線、頗受好評的懸疑推理類型劇集《誰是被害者》。
製作經歷豐富如他，也曾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菜鳥製片。
2008年攝製的《曬棉被的好天氣》，是徐國倫擔任製片的首部短片作品。故事由導演自身經歷提煉，講述一個隔代教養家庭的日常與變化——年邁的阿嬤，某日收到親戚寄來喜帖，滿心期待孫子帶著不識字的自己赴宴。不料連考律師五年都落榜的大孫子，終日埋首書堆；小孫子又正值躁動青春，老想往外跑。日照充足的公寓裡，只剩阿嬤一個人的餐桌、畫歪的口紅、天臺上曬著的棉被，時間推移生活，祖孫親情的微妙變化也正悄悄滋長。
《曬棉被的好天氣》獲獎無數，亦曾入圍金馬獎最佳短片創作。談及這部作品，徐國倫表示，該片不只是他自己的初體驗，也是「許多人共同經歷第一次的作品」。徐國倫回憶，自己當時還在廣告公司上班，因為朋友（也就是該片導演蔡宗翰）的邀請，才自此踏上一往無前的製片之路；負責《曬棉被的好天氣》音效音樂的王希文，如今已是三金老面孔，但在當時也還只是業界新手。
一切沒有頭緒，從零開始。預算表怎麼生出來？場景怎麼找？用素人還是專業演員？徐國倫回應：許多問題其實沒有標準答案，自己第一次當製片也是一邊拍一邊摸索，但盡量以達成導演腦海中想象的畫面為目標前進——不懂的事，問就對了。
幸運的是，《曬棉被的好天氣》當年幾乎橫掃大大小小的短片補助，包含：新聞局短片輔導金、公共電視人生劇展、文建會等，以短片而言預算相對充裕，也因此拍攝時長竟可拉到7天之久，在當時的時空條件來說已是寬鬆。
儘管如此，徐國倫也坦誠因為經驗不足吃了不少虧，尤其在預算控制方面犯不少錯誤。但徐國倫強調，初入門道吃點苦頭有其必要：
「包含今天在聊很多問題也是一樣...你還是繼續沈浸在那個痛苦的過程當中吧！然後再去檢視你做得對不對。我覺得經歷那個痛苦的過程是必要的。你一定還是會繼續糾結到最後一刻…回頭看，你很高興當時做這個選擇，還是你很後悔這個選擇？然後再繼續拍下一部片。」
在被問到：如果搭乘時光機回到過去，預算與故事相同，《曬棉被的好天氣》的製作是否可能做得更好時？徐國倫也坦率以告：自己未必能做得更好。
徐國倫解釋，第一次當製片人有些難得特質：敢於往前衝，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憨膽，衝勁與興奮混雜著微妙的緊張感，還有與團隊可遇難求的碰撞火花。這些生嫩的特質都是「回不去的」，也是許多經驗老道、理性謹慎的製片老鳥們可能失去了的。
接受生澀、放膽嘗試，大概是徐國倫給初入行後輩的忠告。現任華文創公司製片人、電影宣發經驗豐富的袁支翔也從旁認同鼓勵表示：許多創作團隊希望尋找有經驗的夥伴，但這「有的時候是助力，有的時候也是負擔」，「新鮮的團隊，其實說不定會有很好的結果——要對自己有信心。」
尋找金主與夥伴：對的人，一個就夠
電影不是一個人的武林。關於拍片團隊的選擇與組成？來自義大利、深耕台灣十年的資深影像工作者陳璽文（Stefano Centini）分享了他的經驗。在陳璽文看來，組成一支固定的拍片班底，是他個人傾向的工作模式，並以他與知名導演廖克發合作的短片〈睏眠〉為例說明。
作為《十年台灣》計畫下的一支短片，2018年的〈睏眠〉以科幻迷離的方式，預想在近未來的台灣，如果大家忘記了台灣是什麼，會發生什麼事？——短片中，人們在破碎的記憶與失眠的痛苦中，困惑於外面的世界，亦對內在自我身份混亂。〈睏眠〉中的角色，猶如失去雙目的「困民」，在虛實難辨的夢中，試圖遁入深沈睡眠，尋找片刻安寧。
談起當時如何牽線《十年》與廖克發合作？陳璽文回憶，自己某次在義大利某影展巧遇《十年》團隊，雙方聊到台灣版《十年》的可能性時，早已與廖克發多次合作、默契十足的陳璽文，於是立刻想到了這位老搭檔。
「《妮雅的門》、《不即不離》、《十年》還有後面的《菠羅蜜》，很多主要的工作人員，其實都是從大學（開始）就一起工作。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因為大家已經有一個默契，也都知道彼此的工作模式、知道有哪些缺點、有哪些好的地方，這些對效率有很大幫助。」
陳璽文認為，老班底團隊對於資源調度有莫大幫助。比如〈睏眠〉，雖然因為《十年台灣》計畫拿到了100萬新台幣的私人投資，但如何在既定的預算限制下良好執行拍攝，讓想像躍然銀幕？仍是製片的一大考驗。
除了向外尋找技術投資與贊助商，陳璽文表示，當時自己、廖克發還有核心團隊，其實都是長期合作的夥伴，除了《睏眠》，還有其他多個合作項目正在進行，由於彼此有著一定程度的信任，在資源分配上也就能更加彈性。比如：儘管這次短片拍片的條件不盡如意，但團隊仍可以期待並協調，將更多資源投入於下一個共同合作項目。
一旁的袁支翔補充道，陳璽文所說其實就是一種資源整合的方法，「設法將過去的片子、現在的、未來的，盡量都想在一起」，一邊省錢、一邊生出新的資金。這樣的本事，其實早已遠超許多人對於製片工作過於淺白的刻板想像——「大家想到創意，第一個都會想到故事上面的創意。但實際上作為一個製片，如何把這些資源串起來，其實是要發揮創意的。」
但任憑製片再怎麼發揮創意，陳璽文與徐國倫也都同意：「預算永遠不會有滿足的一天」。
那麼，還有可能再拓寬資金來源嗎？徐國倫透露，群眾募資、拉贊助自己都嘗試過。前者未必是希望能募集多龐大的鉅款，但至少能讓募資平台成為一個自親友向外輻射傳播的媒介，呼朋喚友來支持作品；後者則是有其限制，能否成功端看內容和題材的適切性，「每個人的友好單位或是曾經合作的單位不同，也有可能是完全沒有，那你只好去陌生拜訪...失敗率一定是高的，但你其實不需要每家都成功，你只要一家成功就好。」
對此，陳璽文也認同表示：尋找資金的方法有千百種，但終究要回到題材與影片本身來判斷，究竟適合哪些單位、投資方法與管道。不要害怕開口詢問，「你只要遇到對的人，只要一個就夠了。」
對話導演？劇本就是你的答案之書
製片這回事，還有個四字真言：安內攘外。向外尋求資金是其一，對內與劇組溝通則是其二。作為製片，當執行困難時——尤其是預算不足的情況下——該如何與導演有效溝通？徐國倫建議，首先「一定要真正讀懂劇本。」
在徐國倫看來，看懂劇本的核心訊息是一切溝通的起點：「所謂看不懂（劇本）不是他不懂那個字，而是他好像沒有試著想要去理解，導演在這個時候想要講什麼，所以溝通的方式就會變質。變成什麼呢？變成——『導演，我沒有錢！』、『導演，這個預算做不到！』換作你是導演，你聽到也會不爽嘛！這個溝通就變得無效，因為他的問題沒有得到答案，他也沒有覺得你要跟他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徐國倫舉例，前陣子一名製片因為與導演的溝通問題，急著找他搬救兵。那場戲是主角坐著遊艇因故受困海上，遇見一艘載有東南亞移工的漁船。然而現實中，製片既沒有另一艘漁船的預算，也沒錢請漁工。何況在海上調度兩艘船隻、進行拍攝，花費功夫更是可想而知。
導演與製片的溝通似乎落入橫豎都是聊錢的死胡同裡。要想走出困局，製片得先走入劇本核心。趕到現場的徐國倫，於是先重新梳理了劇本。
「從劇本裡面找答案是很必要的事情。」徐國倫表示，既然他與導演都認同，該場戲的核心是：展現語言不通的人們，彼此理解的可能。那麼在這樣的共識下，該思考的應該是：有沒有可能以其他折衷方式，呈現導演所欲傳達的劇本內核？
徐國倫先對導演誠實以告，原本呈現方式的執行困難、恐消耗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接著提出多個方案：是否改為留在岸上拍？東南亞籍移工找不到合適的，能否找其他外籍移工？...等。徐國倫強調，自己並沒有讓導演無從選擇，而是搜集好各種方案，提供參考——
「沒有人會希望你只是把問題丟給他。請你一定要帶著答案去找他。一次、兩次沒關係，如果你一直都不帶著答案來的話，那這就會是個大問題。」
走在敏感議題鋼索上：別忘記作品不只是自我的，也是大眾的
製片的溝通心法，袁支翔一語總結不外乎是「要把你的困難與對方的困難綁在一起。」在解決另一個常見的拍片爭端——處理敏感題材時，這也是好製片的不變原則。
當導演選擇觸碰無論是情感、倫理、政治議題上的敏感題材時，製片要如何讓作品既忠於故事，又謀求各方平衡？徐國倫認為：「做（敏感題材）的作品之前，一定要理解自己的出發點是什麼。」
徐國倫舉例，之前參與某部作品，觸及了隨機殺人的社會議題，勢必會引發大眾不同觀點的辯駁議論。對徐國倫來說，在創作初期即確認導演的立場是首要之務，因為探討隨機殺人必然牽扯廢死話題，導演原本一句「（對廢死）沒有立場」，令他很是困惑，光是這一個問題自己就跟導演聊了大半年。
「這個過程我在跟他一起摸索。我覺得必須確定（立場）的重要原因是，之後在每一個影像上的選擇，或是故事、台詞上的選擇，一定會跟這個初衷有關係。如果我無法與他一起釐清這件事情的話，之後一定有些偏差的。...這個無關乎政治不正確，而是關乎你的作品裡面有沒有講清楚你想要表達的主題是什麼。」
徐國倫也提醒，若對敏感議題的思考不夠充分，團隊也難達創作共識，「之後就會變成在包裝一個你並不認同的東西」。
對於與敏感議題打交道，陳璽文也頗有心得。陳璽文與廖克發合作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因觸碰馬來西亞共產黨的敏感歷史，遭大馬列為禁片。陳璽文提到，在這之後他與廖克發的合作作品，於市場選擇上也多了一層限制。馬來西亞市場是否還會張手歡迎，都是難解的問題。
敏感題材的市場掙扎，在之後的《睏眠》也可見到。陳璽文表示，儘管《十年台灣》相對《十年香港》政治敏感度較低，但因為《十年》系列已然是帶有政治意味的符號，「等於你也要放棄大陸的市場。」而當作品牽扯敏感題材，就連誰的名字出現在工作人員名單上，都可能成為需要三思的問題，「一定要確定大家都OK，才往下一步走。」
但作品在處理敏感議題時，是否都需要以帶有攻擊性、甚至粉身碎骨的方式展現？三位資深製片人一致認為，這其實存在彈性空間。
陳璽文表示，若導演希望作品與大眾溝通，必然得預想：立場相反的人會怎麼想？儘管如此未必能讓反對立場者接受作品理念，但在作品裡留下緩衝的對話空間，反而可能因此成為不同立場者相互理解的契機。這也呼應了袁支翔所說：「作品某部分可能是很自我的，但它終究要跟大家見面。還是要站在不同角度設想。」此時，製片便是那個負責提醒團隊事先全面思考的重要角色。
徐國倫則務實提醒，「終究觀眾還是跟著故事去了解議題跟理念。還是要把角色跟劇情顧好...不要讓議題整個爆裂開來，完全不管角色的局限」，若沒能拿捏好議題與故事面的平衡，很容易讓議題蓋過故事，反而可能達到與觀眾對話的反效果。
偷懶之必要：就算打電動也是在汲取養分
能否在導演、團隊、市場、大眾、金主...各方之間搭橋遊走，是製片各自修煉的本領。但仍不免好奇：能在業界打滾十年以上，三位資深老鳥製片——袁支翔、陳璽文、徐國倫——是如何磨亮自己的毒辣眼光？未來的製片職涯路要往哪走？拍片路上，又要怎麼保持初衷？
徐國倫分享：作為製片，自己樂於嘗試不同片型，累積經驗。挑片的「理由各式各樣，錢也是理由」，總之一定要找到能夠說服自己接片的原因與目標。徐國倫也建議，要成為一名好製片，有些日常養成必不可荒廢——多看片、多看劇本，保持好奇心。
看片看劇本，是培養敏銳度；保持好奇心，則涵蓋對於他人作品的好奇、對於自己合作導演的好奇。「如果你對於人家怎麼拍的都不好奇，那你怎麼會想要知道自己要怎麼拍接下來的？...我就會問自己：還有沒有保有這些東西？...如果你只在乎中午有幾種便當？到底什麼時候休假？大過於對影像的熱情，我會覺得很可惜。被現實困住是一定會發生的，但多一點點想像，找到自己有興趣的事情，會幫助你走更長遠的路。所以，多看片、多看劇本。」徐國倫如此表示。
但想像豐滿，現實骨感；當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時，該怎麼一直保持好奇心呢？一旁的袁支翔殘酷提問。
陳璽文承接先前一再談到的夥伴情誼表示，工作夥伴間的資訊交流、分享，是幫助彼此走得更長遠的關鍵。無論看到什麼文章、議題、靈感，倘若腦中想到了某個夥伴，陳璽文便會在第一時間分享。這既是給予彼此新的刺激，也是貯存日後創作提煉的養分；徐國倫則一本正經又別帶幽默地表示，他保持好奇心的秘訣是——偷懶之必要。
「你還是要給自己休息的空間。」徐國倫提醒：「在工作之外你還是要放空...就算你是在打電動你也是在汲取養分，因為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用到那些資訊啊！...不一定要守在影像裡，有時候讓自己抽離一段，再回來繼續。」畢竟誰知道，下部片來敲門的片，會不會是關於電競故事呢？
腳本之外的生命經驗
影像創作的火花，需要耐心等待，仔細尋找，但靈感有時卻需要出其不意的新鮮碰撞。陳璽文與徐國倫在講座的最後提醒：操之過急未必就能事半功倍。
陳璽文分享他親身經歷的故事表示：「今天下午剛好在跟我的工作人員在聊，他跟我說因為要寫腳本，所以去了民生社區的某個咖啡廳，然後進去的時候，看到裡面五、六個人也在寫腳本。」陳璽文語畢，哄堂大笑，但他卻表示：「對我來說其實聽起來有些難過。」
「我年輕的時候，可能因為經歷過台灣的新電影時代，我覺得那些電影應該不是在咖啡廳寫出來的。我現在看到的很多腳本，真的是缺乏一些生活經驗。...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在這個圈子，大家講的東西都有點一樣。要讓別的一些聲音、故事進來，我覺得真的要一直提醒自己，要不斷接受新的訊息。」陳璽文如此解釋。
陳璽文鼓勵影像創作者適度走出門外，徐國倫則建議：慢慢來比較快。徐國倫認為：「找到懂你、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的夥伴是很重要的」，但既然拍片路漫長，那麼就「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找，不用急。」此外也「盡量不要讓一個作品負擔太多的任務...一定會有很多很多想要表達的」，但什麼都想講，核心就會跑掉，不需要「把很多的任務在一個作品裡完成。」
你不需要一次梭哈——這可說是三位製片人十年修煉的真實體悟。
製片其實就像搭橋人，串接不同工作角色、立場、資源，也引渡作品到觀眾及市場眼前。路是無限漫長，菲林( film)也是。適度留白、放空，保持距離地觀察社會，又把自己放在對方位置思考；要想在製片這條電影路上不那麼快陣亡「領便當」，或許，其實反而是一種減法的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