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林蔓繻 攝影．整理／王怡之
【引言】我覺得紀錄片導演不要自我膨脹，不要以為拍了一部紀錄片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引發一場大革命。我對記錄片的功能並沒有寄予那麼大的期待，也沒有什麼道德使命，但有關心。希望看了《無米樂》的人也能開始關心台灣的農業，那就夠了，就夠了。──《無米樂》導演 莊益增
劇作家雜誌（以下簡稱劇）：拍攝《無米樂》最大的困難點？
莊益增導演（以下簡稱莊）：資金。這次是由公共電視出資，大約110萬，扣掉稅金約106萬，扣除製作費，幾乎沒有人事預算的空間，我和顏導演的導演酬勞是8萬。8萬，要做一年。2年6個月的工作時程，實際拍攝期是15個月，中間有6個月的時間請了專業攝影師，因為需要拍攝二機、三機的場景。攝影師無法全程跟通告，大約每週拍2、3天；總共拍了400卷、350個小時，最後只剪出110分鐘，這是一個大工程；攝影、場記和剪輯都是我們自己做，所以再請一位後製助理幫忙key-in、灌帶。
紀錄片的資金少、平台少，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和精神去做，所以，只能把記錄片當成一件「作品」來看待，才能不計較成本，我都說：「拍紀錄片是做興趣，做身體勇的。」
劇：為何選擇「稻農」這個主題？
莊：其實一開始我們想拍台灣各種農業的風貌，但是資方也會挑案子。最後選擇「稻農」，因為我們發現嘉南平原的農業模式和鄉村景觀最傳統。像我是屏東人，印象中屏東的農業景觀不斷變化，香蕉好賣就種香蕉，不好賣了就換成菸草、養殖等等。
《無米樂》的拍攝期會長達15個月，主要是我們一直在等，想要觀察WTO對台灣農村實際的影響。農民的議題永遠不會是主流，因為政府不想碰，不管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無米樂》上映的時候，李登輝、陳水扁、謝長廷、馬英九都有來看，都說了話。老實說，他們說的我根本不相信！那都是檯面話。
我認為整個內閣裡最無能的，永遠都是農委會主委。為什麼政府會讓無能的人當主委？因為處理這議題沒選票啊，政府不向社會談清楚，不向農民談清楚，只想等這些老農都死了就可以算了，政府就是這種心態。
像日本的一些西藥、德國拜耳的農藥，這些他們國內都已經禁用的，還不是照樣銷到台灣來，難道把關的人不知道真相嗎？政府的公信力早就被背後的利益色彩取代了。崑濱伯曾經跟我講過一句很有智慧的話：「台灣人最大的悲哀，就是知道事情的人不說真話。」
劇：《無米樂》獲得「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南方影展」等獎項肯定，也在院線上映，您怎麼看待台灣紀錄片的前景？
莊：《無米樂》很lucky，得獎算是意外的收穫，票房反應也都很好。紀錄片不會沒前途，只是要養成觀眾欣賞紀錄片的習慣，需要更多平台。像公視的「紀錄觀點」一直在做，每週固定1個小時，但是一年有100部紀錄片，頂多入選15部；我覺得要有一個獨立頻道整天放映紀錄片，至少一周要有2-4小時。另一個是上院線，但是版權在公視，不在我們這裡，賣一個版權也不過4、5萬，我們只會拿到一點點回饋金。
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整個大環境已經扭曲，國片沒有資金嘛，大家都靠送免費票來爭取輔導金，其實台灣電影已經死了。像「人生劇展」製作費才120萬、150萬，要拍一個劇情片！3、4百萬拍出來的我都覺得不倫不類，沒有1000萬如何拍電影？新聞局的輔助金一年才撥幾百萬，一部片不過分到3、40萬。有足夠的資金，才能讓導演無後顧之憂，有精力拍出更好的作品。像我跟顏導演算一算，拍這部片一個月收入不到一萬元，身上都有負債，所以得獎獎金對我們而言，算是撿到的。
劇：拍攝《無米樂》是否覺得背負某種道德使命？
莊：我沒有什麼使命啦！拍紀錄片算是我的社會實踐，不過我有關心，不然怎麼會花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做。應該這麼說，我覺得紀錄片導演不要自我膨脹，不要以為拍了一部紀錄片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引發一場大革命。我對記錄片的功能並沒有寄予那麼大的期待，也沒有什麼道德使命，但我有關心，希望看了《無米樂》的人也能開始關心台灣的農業，那就夠了，就夠了。
像《無米樂》在校園巡迴放映，我參加一場校園的座談會，有個女學生一邊講一邊哭，說她看了很感動，想起每次吃飯都沒有吃完，覺得很對不起那些老農等等。另一個農學院的學生問我「對農業政策制定的看法」，我回答他應該去請教他們老師才對。其實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回應，紀錄片所能做的只是呈現問題，但不能提供解答。
《無米樂》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歷史格局，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點。有個觀眾寫E-mail給我，是個40歲左右的上班族主管階級，是個女孩子，月收入十幾萬，她說從小在台北市長大、唸書、工作，從來不覺得台灣的農民與她的生活有任何關係，但在看了《無米樂》之後，以後新聞報紙有任何和農民有關的報導，她都會去注意、去關心，這才是我要的迴響，這樣就夠了。我們並不知道《無米樂》能夠為農民帶來怎樣的影響或結果，這需要長期觀察，也需要社會長期的關注。
劇：導演認為拍攝紀錄片需要劇本、企編嗎？
莊：很多人問我《無米樂》是不是找人來演的，我認為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區別在於「演員的可替代性」，那是演不出來的。同樣，情節也很難照著劇本去走，譬如一個人結婚了，說不定三個月之後再去訪問他，他已經離婚了，那是無法掌控的。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除非是拍攝一個事件，比如有個人要競選總統，我們可以從他開始競選拍起，到選舉開票結果出來，才有一個完整的時間點和故事性。所以《無米樂》我只有拍攝大綱，由於場記是我們自己做，所以腦袋裡會有一個清楚的架構，只是沒有很嚴謹地把它寫下來，它可能沒有故事，但一定要有節奏，這是剪片時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至於企編當然是需要的，就像一部電影需不需要製作人？需不需要編劇？目前台灣的電影大部分是導演自己寫自己導，有些導演很會拍戲，但劇本不見得有什麼創意，就是因為不重視編劇，所以才沒有好劇本；舞台劇也一樣，台灣沒有一個稱得上經典的劇本，讓各團都可以不斷地演。終歸一句，問題還是在資金不足，如果有足夠的資金，有一個完整的團隊可以運作，才有辦法拍攝出更好的作品來。
劇：有些導演認為國內紀錄片的內需市場太小，想要走向國際，強調格局，您怎麼看？
莊：這問題有兩個層次。第一我要反問新聞局：觀眾在哪裡？新聞局有花精神在培養觀眾欣賞國片的習慣嗎？每年的補助金足夠電影工作者拍出真正的好片嗎？第二個，什麼叫大格局？什麼叫國際化？定義在哪裡？有人認為Discovery頻道拍的就是國際化，其實他們拍的東西很平，沒有深度可言，而且有許多錯誤訊息。尤其是製作亞洲專輯的時候，只是他們的鏡頭很精緻，但那不叫深度。
紀錄片要拍得好看，其實沒有規則可循，頂多是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可以教學。像有次到影像設計學校參加座談，系主任問我：現在小孩子人文素養很差，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我回答：這沒辦法用敎的來養成，就是多看書、看報紙嘛！看些經典的書，看字多一點的大報，中時、聯合、自由時報都好，我覺得最好的就是看《紅樓夢》，但是小孩子看得下去嗎？看電影也是，多看一些經典的好片，像希區考克到現在都還無人能超越。這沒辦法用「敎」的，只從經典裡去思考、去反芻。
劇：下一步有什麼計畫？是否會持續拍攝相關的主題？
莊：暫時沒有什麼計畫。手邊幾個案子在做，多少還一點債務。再過幾年，我想要回屏東種香蕉，也想寫舞台劇劇本，人生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同樣的主題不一定只有我們可以拍，每個人都可以投入去關心這個議題，繼續去觀察後續的發展。
※ 獎項
2004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
2004南方影展－不分類首獎／觀眾票選獎
2004金穗獎－紀錄片優等獎
2005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媒體推薦獎
※ 導演簡介：
莊益增，畢業於台大哲學系，現於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研究。近年作品，計有選舉紀錄片《拜託 拜託》、《選舉狂想曲》，與農民紀錄片《無米樂》。
顏蘭權，生於1965年，英國Sheffield大學電視電影製作碩士；畢業作品《七日狂想》，入圍台北電影節劇情片類組。導演公共電視《跨》系列紀錄報導、《同性戀影音集》、《民眾音樂漫遊》、《城鄉新風貌》等宣導短片7部、《「DIY」追尋underground音樂之旅》。現任吳念真工作室、大乙傳播公司、子易電影公司特約導演。《共震－921地震記實》為2000年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參展作品。
(轉載自劇作家雜誌創刊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