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淳
傳播學界對我國在WTO視聽服務談判中，持開放市場的立場有所質疑，認為這是我國甘為美國文化馬前卒、好萊塢影片先鋒哨的表現，忽略了視聽產業的文化意涵。此一評論與現階段我國WTO視聽服務談判的發展方向有所出入，值得深入探究。
視聽產業的確具有強烈的文化關連性，內容多與製作者本身的文化背景相關，如容許外國產品大舉入關，觀（聽）眾又缺乏判斷能力，很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侵蝕而不自知。因此，世界各國對視聽產業的開放，在政策上均抱持保守的態度。關於外國電影進口之配額限制、電影院放映外國電影之時段與家數限制，乃至於電視「本地內容」(local content) 比例及黃金時段禁播外片等措施，均時有所聞。
WTO固然以促進貿易自由化為目的，但是對於視聽服務等具備「文化敏感性」產業，過去均係以尊重各會員國政策為基本態度。
視聽產業的範圍極為概括，其涉及的經濟活動包羅萬象，並非所有與視聽產業有關的經濟活動，都具備相同程度的文化重要性。例如業者彼此間關於電影、錄音帶之放映權的買賣（亦即電影發行），即屬於一種純粹的商業行為，又如電影院的所有權，亦與文化議題關係不大。若將所有涉及的經濟活動均一刀切以「文化敏感性」為由加以保護，或抗拒開放，則不免有以偏蓋全的疑慮，除妨礙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外，同時亦降低了以市場自由化達成文化多元性的可能性。
事實上，本次WTO視聽服務談判所要求各會員開放的市場，僅限於幾個與文化議題關連性較低的服務業類別。其中主要包括了：「電影」與「錄影帶」之「製作服務業」、「電影」與「錄影帶」之「發行服務業」（亦即放映、租賃等權利的買賣），電影院之「放映服務業」，以及電影之「推廣廣告服務」（如電影預告、請明星到訪造勢等）。
目前WTO談判範圍內的視聽服務業，並不涉及文化議題「本身」（亦即電影、錄影帶內容部分），而且，除了電影預告造勢服務項外，亦多屬於在視聽產業價值鍊中的上中游的活動，與消費者並無直接關係，傳播學界之質疑實有誤解。此外，文化敏感性較電影、錄音帶為高的電視與廣播服務，並不在本次服務業談判的範圍中。更重要的是，前述各種保障本地文化發展、限制外國文化入侵的措施，諸如聯合製片協定(co-production agreement)、獎勵國片措施、對電影院之限制，乃至於電視之本地內容要求，均屬於可繼續存在的歧視性貿易限制措施，只不過各國必須在相關服務業之承諾表中，予以具體載明限制措施與範圍。關於文化產品本身，亦即外國電影片進口配額限制部分，則屬於視聽「商品」貿易的範疇，我國早在入會前中美雙邊談判時便已解除限制，與本次「服務業」貿易談判無關。
由以上的說明可知，關於我國在本次WTO視聽服務談判中淪為美國文化馬前卒的指摘，其實與WTO服務業貿易談判的實狀有很大的差距。相反的，WTO視聽服務談判的推動，反而是釐清長久以來視聽產業文化與商業活動糾結不清的第一步，開始在視聽產業中文化敏感性較低的相關服務業，與文化議題予以切割。我國參與並主其事，非但無礙於保存本地文化政策的推動，反而在談判策略上可以取得先機，而非如同過去一般被動式的參與。至於外國影視「商品」能夠如學者指責一般，長驅直入，則屬於商品貿易談判的部分，且我國早已承諾加以開放，故以此指責目前WTO服務業談判的參與，是非戰之罪。
文化創業產業的成長同樣需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與推動。著眼於國內市場有限，打入國際市場需要更多業者的創意及政府的支持。WTO正是我國政府可掌握的談判網絡，如果可以進一步以此管道降低其他國家的保護壁壘，讓業者的文化創意產品得以在全球佔有一席之地，相信才是臺灣文化之福。
（作者李淳／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助研究員。本文轉載自東森新聞報網站，已於東森新聞台播出，並刊登於民眾日報。）
張貼日期:2006/07/11
更新日期:2006/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