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電影節自1998年舉辦以來，已邁入第八個年頭，期間執行單位數度更易，於第三屆後更傳出停辦消息，加上政府採購法的施行，政府政策與民間期許的扞格日深。一路走來，台北電影節的命運一如這個城市的夏天，時而雷雨驟至，時而濕熱難耐，似乎總難清朗。但每年六、七月的台北天空，仍然因為電影節的光影繽紛而更加迷人。
身世離奇的台北電影節
台北電影節的前身，來自1988年創設的「中時晚報電影獎」其中「非商業類電影甄選」的移轉，成就台北電影節中的「台北電影獎」一項。1998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為實踐舉辦市民影展的競選政見，故由台北市政府主辦第一屆台北電影節。
首屆的主席是小野，執行長由陳國富導演擔任。由於預算充足（約3500萬），一開始便以「國際影展」作定位，盛大舉行。目前台北電影節的節目策劃聞天祥，當時曾任「中時晚報電影獎」評審，他回憶，第二屆開始因政府採購法關係，將電影節分為三個標，一為競賽標（電影獎），由國家電影資料館負責；二為影展標（國際影展），由焦雄屏主持；第三是行政標（活動、宣傳），由陳國富承辦執行。電影節的執行趨於複雜，常令外界對電影節的作業摸不著頭緒。
從第二屆開始，由於資源整合困難，執行單位必須花很多時間向外界解釋作業狀況，錯綜複雜的發包制度，總是予人一種多頭馬車的印象。他表示，外界誤以為「台北電影節」等同於「市民影展」，其實「市民影展」只是第三屆的其中一標，當時又分成「國際影展標」、「市民影展標」、「電影獎標」。從第四屆開始，其中一個又變成「學生影展標」，後來再縮減為兩標，直到去年（2005）才合為一標。
聞天祥提出他的觀察，採購法當初立法時有很好的用意──防止官商勾結，為了防止這點，便邀請學者、創作者、文化工作者、專業策展人以及市府官員，成立諮詢委員會以作審核，但委員會通常只是聆聽競標單位的「願景」，並不承擔實際的責任，好壞只有依賴執行單位自己的理想與努力程度。
第三屆後，台北電影節的承辦單位從台北市新聞處轉為文化局，當時的文化局長龍應台為求電影節轉型，刻意讓第三屆從2000年尾舉行到2001年初，2001年等同停辦，再從2002年重新開始。「這段過程可說是很離奇的。」聞天祥笑著說。
台北電影節與台北金馬影展
從第四屆開始參與電影節的策劃執行，聞天祥指出：過去在國外參展，剛開始必須特別將台北電影節與台北金馬影展作區隔，這也是他接手節目策劃之後一直努力的方向。
金馬影展與台北電影節的愛恨情仇，最激烈的時候是在第二屆（1999年），兩個影展接連舉行，台北等於連著一個月都在辦影展。尤其時值九二一災後，強調生命韌性、清新感人的伊朗片《生生長流》（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導演）正搶手，兩者甚至還發生開幕鬧雙包的搶片風波。
同年也發生「片商公會」和「戲院公會」遊說市議員抵制「台北電影節」，企圖不讓預算過關的節外生枝。表面上的理由是諮詢委員當中沒有電影人（侯孝賢、徐立功等人什麼時候變成非電影人了？）經過溝通後，才發現從頭到尾都是個誤會。
「更何況，還沒聽說過哪個國家的影展，是由片商和戲院業者在把關的。」聞天祥說，就像小說獎的評審委員不會找印刷廠或出版社老闆來出任一樣，專業本來就應有分工。他認為，這個事件不過是資源與利益的烏龍爭奪罷了。其實，台北電影節與金馬影展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很好的朋友，相互支援的情況屢見不鮮，尤其到了國外力單勢薄，兩邊的選片人更是互相照顧，甚至把一些不適合自己影展的好片介紹給對方。上述的恩怨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也是少數人的問題，近幾年，兩個影展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特色，已做出明顯區隔，過去所謂的「心結」問題也不再發生。
辦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國際競賽
「我希望台北電影節的特色，是融合了城市、華人以及對新銳導演的大舉鼓勵，而且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級影展。」這是聞天祥提對台北電影節的期待。
剛開始應局長龍應台提出的要求，以「城市」作為影展主題，也讓「台北」做為東道主的位置被凸顯。聞天祥表示，這是影展初期努力的方向，但以觀眾的立場而言，並不會單純為了想看某個城市的樣貌而來看影展，除非對當地有特殊的情感。例如舉辦馬德里和巴塞隆納雙城影展，吸引觀眾的是西班牙電影本身的火辣魅力和它著名的拉丁風情，而非城市，看了影展，才更進一步理解西班牙電影文化的脈動，以及他們多元的面貌。於是，聞天祥進而把城市放大為國家，把當地的電影文化做一個完整的蒐集與包裝，進而引薦給國內觀眾。
要把一個國家的電影精華整個引進台灣，談何容易？除了對別人電影歷史與新近發展的熟稔，去蕪存菁；如何讓對方願意協助，也是一大學問。聞天祥有些無奈地笑道：「很不巧，我們跟過去辦過和正在舉辦的所有主題城市國家，都沒有正式邦交。」無法藉由正式外交途徑取得協助，就只能依賴完備的企畫博取對方認同，一旦成功，透過電影的交流，也變成了另一種有效的文化外交。日後電影節想邀片，或是推薦台灣電影到國外參展，都容易許多。
借鏡其他影展的成功模式
目前亞洲地區電影行銷最為成功的，莫過於南韓。九０年代末期到本世紀初這段時間，韓國以Package的型態主動向各國影展推銷韓國電影，先宣揚各種類型不同的佳作，以建立蓬勃發展的印象；接著再強打突出的作者導演，成功地按部就班讓南韓電影吸引了國際的注意。
聞天祥說，這種「整合」的成果是很驚人的，與一般單打獨鬥是完全不同的。同樣的，南韓最大的釜山影展也藉由迅速竄升的國際聲望，以及熱情的款待，吸引許多國際影展選片人、媒體參加，當這麼多人群聚南韓，影展也成為推銷南韓電影給海外有力人士的最佳機會。隨著每年舉辦的韓國導演專題、新片精選，順勢為自己國家的電影宣傳，一部電影如果被100個人選走，就會有100個地方看得到韓國片，韓國電影就能走出去！
所以，「本土」與「國際」不見得是彼此對立的。如何讓兩者相輔相成，才是選片人應該思考的問題。聞天祥說，「除了國際影片的部份要強、要有特色，台灣其實一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己國家的電影也要夠完整地呈現。」這幾年來，台北電影節已經成為最多國際選片人定期造訪的台灣影展，正是默默耕耘下的結果。
成功吸引國際選片人參與
聞天祥解釋，過去影展大多把自身的功能定位為「服務影迷」，僅止於邀請在各大國際影展入選的好片到台灣，提供影迷欣賞。這當然是很重要的功能，但除此以外，影展是否有可能提供本地影人發表的管道，同時還能吸引國際的目光呢？台北電影節就想提供這個橋樑，讓國際選片人、媒體、甚至影人「知道」台灣影像創作的完整面貌。
其中，行之有年的「台北電影獎」就是最有吸引力的一環。這個電影獎不分底片、數位，也無論長短，只要導演是中華民國國民，都有機會贏得一百萬的大獎。原本這個獎的設立，只不過是想以獎金和獎座實質鼓勵和支持台灣本土影像的優秀創作者，沒想到它廣闊的容納度，也成為國際選片人最容易在短時間內瞭解台灣近期影像創作成績的最佳窗口。這項競賽分成劇情、紀錄、實驗跟動畫四類，每類會分別選出最佳，然後再從當中選出百萬大獎得主。聞天祥進一步說明，不作細分的好處在於，能夠鼓勵國內全方位的影像發展，搜羅到台灣最完整的影像作品，吸引選片人只要來一次台北電影節，就能一次看到最多的台灣電影，也讓資源較少的年輕導演，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
除了運氣，還要靠努力
但為了不讓本土創作者劃地自限或坐井觀天，聞天祥從第六屆開始推出了「全球華人影像精選」單元，「我的著眼點在於，當時台北電影獎雖然一直在辦。但仍然太弱勢，我希望能加入其他海外華人電影、特別是年輕的獨立製片，一方面可以刺激本地創作者，另方面也讓台北成為華人電影的重要映演平台。」
「那一年，我們嘗試讓《十七歲的天空》在台北電影節做世界首映，也請到楊祐寧做代言，沒想到效果出奇地好！」聞天祥憶及當時《十七歲的天空》在中山堂舉行首映，吸引許多青少年入場，一場電影下來，場面從頭熱鬧到尾，出乎他意料之外地成功，讓坐在後頭的電影處長相當驚訝、也很振奮，「原來台灣的電影可以這麼受歡迎！」
「可能是觀眾群對了。」聞天祥認為，台北電影節因為要努力打響名號，在宣傳的層面更加多元，觀眾群的分布也變得更廣，不同於以大學生和年輕白領階層為主的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不時出現一些青少年觀眾、甚至銀髮族來看特別為他們挑選的電影。
《十七歲的天空》所造成的後續效應，甚至影響了片商的投資考量。聞天祥提到，當時有一位特別回國參展的旅美影人，在看到《十七歲的天空》於台北電影節的效應後，就決定投資這家製片公司，當晚在場欣賞電影的影星關穎、徐若瑄，之後也成為他們合作的對象。去年，台北電影節甚至在「零預算」的情況下，為後製中的《宅變》舉辦國際發表會，吸引了媒體、工業與影迷的多方關注。今年除了有更多影片加入發表會的行列，介紹的範圍也從劇情片拓展到紀錄片，甚至還跟劉德華的製片公司合作了一個討論跨國製片的現況與未來的「亞洲新星導」論壇。這就是台北電影節想為國片所做的，吸引國際目光，引進更多資源，讓電影市場擁有更加活絡的可能。
最大的小影展
去年，台北電影節約有140部影片參展，其中共有57部華人電影，台灣電影佔了41部；影展結束後有21部參展的外片售出台灣版權，也有25部片台灣獨立製片因電影節的推薦而入選其他國際影展。今年則有166部片參展，華人電影佔64部，台灣佔了41部。今年四月份，台北電影節被國際知名的《銀幕》雜誌評選為「世界頂尖影展之一」，入選理由是策展方向──尤其是「堅強的華語電影規劃」。如此斐然的成績，以及迅速成長的觀影人數，台北電影節的國際成就指日可期。
但台灣本土的反應如何呢？聞天祥從他自己過去身為忠實影展觀眾，到實際策劃影展的這段經驗來分析，他認為，以往觀眾常會將「影展」與「藝術電影」畫上等號，影展滿足當時台灣除了好萊塢電影、很難看到其他國家影片的缺憾；但現在許多獨立片商已經銜接彌補起這個角色與功能，影展要更清楚建立自己的個性、具備不可被取代的特色，才能壯大、生存，否則除了淪為政客的政績櫥窗，對電影生態並沒意義。
台北電影節不斷進步的歷程，其實也就是塑造自己特色的經過，這幾年在「城市」之外，逐步增加的「全球華人影像精選」、「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等單元，即使剛開始推動得極為艱辛，也必須承受預算暴增的壓力，但能夠讓國內觀眾看到世界各地的新穎創作，刺激國內創作者的發想省思，甚至讓台北成為華人、新銳導演的集散地，不啻是為國片市場盡一份心力。
他們的用心，台灣的觀眾感受到了，更直接反映在影展的票房上，觀眾的趨之若鶩，代表他們接受了台北電影節為國內電影生態所開拓的新視野。「做一個最大的小影展。」這是聞天祥對台北電影節的期望，相信也是每個熱愛電影、支持國片的影迷們，內心最由衷的期待。
聞天祥小檔案
台灣最「資深」的年輕影評人。就讀輔仁大學時創立輔大電影社，大三在中時晚報發表《麻雀變鳳凰》（1990）影評後，開始專職的影評生涯。1997年以「蔡明亮研究」取得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
於各大報擔任影評人，知名電影雜誌專欄作者，任多所大學電影社指導老師；曾任金馬獎、中時晚報電影獎、台北電影節、國際學生電影金獅獎評審，台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講師，國家電影資料館、新竹影像博物館、誠品講堂、影藝學院等規劃與主講。2002年起擔任台北電影節節目策劃，創設「全球華人影像精選」、「國際青年導演競賽」等單元，亦於台灣藝術大學、輔仁大學任教。
(轉載自劇作家雜誌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