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電影實際運作之超穩定結構分析--以法規文本為框架


大陸電影實際運作之超穩定結構分析--以法規文本為框架

文/劉立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系



摘要

本文建構大陸電影市場自開放以來的一個清楚脈絡,並解釋以中國市場為核心的華語電影形成目前超穩定結構的過程。本文以文本採礦法(text mining)將所分析文件分為三類,但最主要是依據法規原始條文之內容做為分析工具。文中依序探討中國加入WTO與簽署CEPA後對有關開放電影市場的承諾與影響、大路電影政策對外資准入的規範、對華語合拍片的政策、大型合拍片的新國際文化分工理論是否可以解釋中國電影現象等研究議題。論述這些問題的關鍵概念是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本文將文獻(包括次級資料)脈絡化之後歸納研究發現為(1)導致中國電影市場具磁吸效應與穩定結構的最重要原因,是政府對外的有條件市場准入政策以及若干守門政策;(2)在市場准入的政策中,中國對香港電影事業採取更緊密聯繫的承諾對華語電影區域市場的影響最為明顯;(3)大型華語電影國際化的經驗在學術上直接挑戰了國際文化分工理論的若干假設。

關鍵字:文本採礦、超穩定結構、CEPA、國際文化分工、守門政策


1. 前言

臺灣學界研究大陸電影產業與電影市場通常以結果論出發,對於現象根源的政策研究則較少觸及。陳清河(2007)的研究雖涉及大陸電影片合拍的部分政策,但該計畫並非探討政策與市場因果關係的研究。事實上,大陸電影主管機關對電影業採取動態管理,隨時以各種規範性文件管理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電影事業。這種作法的好處是可以對電影市場生態環境的變化隨時予以補正;壞處則是導致中國電影法規表現出異常複雜的樣態。


然而,釐清大陸電影法規政策中有關對外開放的部分,將有助於學界理解兩岸三地華語電影日益糾葛的互動關係。因為大陸電影對外資的開放政策除影響大陸本身的電影市場之外,它更影響整個華語電影區域市場的實際運作。因此,本文希望建構一個有關大陸電影市場逐步開放的清楚脈絡,並由此解釋華語電影市場導致目前超穩定狀態的原因。


從結構上來說,中國電影產業屬官民一體化結構。它一方面具有開放的市場經濟,同時它也依據一條鞭的封閉官僚政治,以及文化上服膺振興民族電影(或所謂重點影片)1的意識形態結構。這種一體化結構運用國家機器鞏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子系統之間的關係,並抑制可能引起結構變異之外來因素的萌芽。外來因素可能包括好萊塢希望大陸能再放寬美國分帳(revenue-sharing)影片的進口數量,或要求放寬外資公司的股權上限。然而超穩定結構並不追求外片發行或映演可能帶來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考慮電影整體領域(包括小型純國產電影製作)長期的穩定性。因此,在電影市場不斷變化的潮流中,國家機器會不定期下發文件,以消除對原有狀態不適應的非穩定因素,而使整個系統永遠回到應有的適應狀態。


這種超穩定結構的解釋是本文對華語電影市場實際運作現象的概括性描述,而並非以此名詞做為方法論而將之過度學術化。在方法上,本文還是以文本採礦(text mining)法,將所分析文件分為三類,包括(1)原始的法規文本:本文依據法規原始條文內容做為分析產業現象之工具;(2)新聞界對大陸電影市場之報導:本文最大程度比對這類二手資料,希望找出最接近真實的政策動態與市場資訊;(3)學者所撰述的產業報告或相關評論:本論文著重引用政策論述或批評的部分,以呈現對政策措施本身的多元對話。


本文以上述文獻依序探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與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對有關開放電影市場的承諾與影響、對外資准入的規範、對華語合拍片的政策、合拍片的國際融資以及國際文化分工理論是否適應中國電影現象等研究議題。這些問題是將大量而龐雜的文獻資料予以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之後所提出的歸納性討論,目的是希望彰顯中國自入世以來,以大陸市場為核心的華語電影如何在中、港、臺之間逐漸形成一個超穩定結構的過程。


2. 中國入世與CEPA簽署

2.1入世的五項電影承諾
爲了加入WTO,中國政府承諾2001年入世後即對電影領域實行有條件的開放政策。有關電影市場的開放承諾見諸於文獻的總共有五項。而這五項承諾若被置於目前中國電影產業實際運作的脈絡中加以分析,中國電影市場所謂「有條件開放」的深層意義即容易被加以理解。


首先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法律文件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議定書》之《附件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2條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674-728)》(見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文版標準版本〔全文發布〕,2002年2月6日)中,中國對電影有兩項最主要的承諾︰(1)中國將允許以分賬形式進口電影片用於影院放映。此類進口的數量應為每年20部,三年後,將配額增加到50部;(2)中國將允許外國服務提供者建設和改造影院,外資不得超過49%,三年後允許外資占50%以上股份的公司從事電影院建設與經營。


接著兩項承諾之外,《附件9:服務貿易具體承諾減讓表第2條最惠國豁免清單(674-728)》中還列有兩條內容與電影市場的開放有關︰(1)中國在審查音像製品內容權利的情況下,允許外國服務提供者與中國夥伴合資設立合作企業,從事除電影片以外的音像製品的分銷;(2)允許外國企業在中國設立代表處,但代表處不得從事任何盈利性活動(見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文版標準版本〔全文發布〕,2002年2月6日)。而開放這兩項的「條件」可以分別被解釋如下:(1)開放外國企業可以和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經營影音製品之租售業務,但條件是電影片除外;(2)開放外國電影企業可以在中國設立代表處,但條件是外商(主要是針對美商MPA2成員公司)不得在中國成立分公司。


另外根據Wang(2007)的研究,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針對電影商品與服務貿易相關領域的承諾,還有一項是降低電影片關稅從9%降至5%;影音製品從15%降至10%。因此本文提出,入世後中國對電影的開放承諾總計為五項。


總體而言,中國在電影產業的入世承諾不但有限,也帶有條件(WTO「貿易暨服務總協定」〔GATS〕關於中國承諾義務的全文,見WTO線上資料庫〔http://docsonline.wto.org〕第02-0796號文件)。例如准許外資以合資企業方式共同經營電影院或影音產品租售分銷服務就必須(1)「散播在意識、倫理、科學、技術和文化上有益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知識」;(2)合營企業的電影院不得完全使用外國戲院或電視台的名稱;(3)外國影片的票房收入只可以和中國合法發行外片的國營機構共享(見泰德‧麥格德,2005,頁398)。


目前實務上,中國每年開放進口的影片配額分為好萊塢進口分帳大片(blockbuster)20部,以及以版權買斷(flat deal)方式進口大多為非美國、俗稱「批片」的影片30部。因此,雖然中國實踐了開放進口配額的承諾,但美國並未單方得利。外資經營電影院雖一度於若干試點地區開放至75%,(見《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2004),但現已停止。而且,中國目前仍進行外片在中國市場發行之壟斷,亦即美商MPA成員公司不得設分公司發行自家影片(見《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年修訂)》(2007)之「絕對禁止」部分)。


由此可見,MPA日後仍將會持續希望中國能(1)提高好萊塢影片之進口配額數量;(2)打破中方對外片發行的兩家寡占壟斷,3讓多家發行商可直接與美方合作;以及(3)再降低政府所課徵的進口影片關稅。但考量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已經賦予各國自行決定是否開放視聽領域的彈性(GATS法規文本見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 d.),以及始於2001年11月WTO在卡達(Qatar)杜哈的多邊回合談判(Doha Round)至今仍無共識的情形下,中國並無開放有關上述內容的理由。


2.2 CEPA簽署後對香港的電影業開放
與入世後對世界各國(主要為美國)開放的幅度相較,中國對香港的開放腳步顯然更為開闊。中國與香港地區簽訂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自由貿易協議(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2004年1月1日CEPA生效,中國給予香港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優惠;香港在內地成立的公司也可享有大陸的國民待遇(有關香港與大陸的CEPA簽署,見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n. d.)。


依據CEPA協議的精神,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廣電總局,1998年由廣電部更名而來,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網站「廣播影視機構沿革(1949-2004)」網頁:http://www.chinasarft.gov.cn/articles/2007/08/02/20070904091519930141.html)歷經法規修訂(即《印發〈關於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通知》(2004)、《〈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2005)以及《〈外商投資電影院暫行規定〉補充規定二》(2006)等),目前對映演業的規定是,自2006年1月1日起,香港(含澳門)服務提供者在內地可設立合資或獨資公司,也可以在「多個地點」新建或改建多間電影院,經營電影放映業務。基此,香港在內地合作興建電影院的數量在CEPA實施後大為增加。4


除了映演領域對香港開放之外,中國還對該地開放發行領域。2005年5月8日起廣電總局與商務部施行的《〈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2005)就允許香港(含澳門)服務提供者自2005年1月1日起,經內地主管部門批准後,可以在內地試點地區「設立獨資公司發行國產電影片」。總結來說,今後港資可以直接進入內地從事映演以及發行國片的業務;而其他外資也可以藉由投資香港公司而間接進入大陸市場。


製作領域也因CEPA精神而對外開放。2004年8月10日起中國施行香港、澳門及臺灣地區一體適用的《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其中規定,香港與中國合拍的電影片,只要中方主要演員比例不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1/3,且情節或故事與中國有關者(與中國有關的故事可不限定在中國境內發生)均可被認定為「國產合拍片」。而國產合拍片可視為國產電影片在大陸自由發行。因為CEPA貨物貿易自由化承諾的關係,純由香港公司所拍攝的華語影片經內地主管部門審批後,也可以不受30部外片(批片)配額的限制,得以進口影片的名義在內地自由發行。


CEPA的簽訂對華語電影區域市場的重要影響,可以從香港國際影視展以及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近年來成為熱門的國際融資平臺的現象中看出。國
際投資客對投資中港合拍片以及投資香港影視公司趨之若鶩的原因,就在於這
類中港合拍影片已經被視為國片,這類公司已經可以獨資享有在內地發行國產
電影片以及經營映演業之故。5


3. 對外資准入的規範

相較於對香港高度開放的政策,中國對美國則保持審慎開放的策略。Thompson(1985)曾說,「在任何時期檢視一國之國族電影工業幾乎不可避免地都需討論到該國為因應美國競爭所做出的努力…」(p. 168)。因此,為了保護和推動本國電影產業和在地文化,即使已經入世,中國在法規中仍處處制訂有如Chadha和Kavoori(2000)所說的守門政策(gatekeeping policies)。這種政策的範圍廣及(1)對境外投資企業之股權限制;(2)對境外電影產品之進口上限;以及(3)對國產電影的積極扶持。


有關對境外投資企業之股權限制一項,中國在2003年12月1日實施有《電影製作、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2003)。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法律文件中允許外資參股與境內國有電影單位合資成立電影公司。2004年1月8日中國制定《關於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見《印發〈關於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通知》,2004)。《意見》進一步為外部投資者進入電影業提供明確規範。


2004年2月1日廣電總局又制訂《關於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2004)。廣電總局在《意見》中表明,當前中國電影和音像製品實施的是部分有限度、有條件地准入政策。例如中國已允許境外製片機構與境內國有電影製片單位合資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製作公司,也允許境外公司以合資形式成立影院建設公司或改建電影院,外資比例可達75%。2004年11月10日,廣電總局和商務部終於實施最新版本的《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2004),對外商投資中國電影事業訂出較全面的規範。6


在2005年1月1日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商務部修訂施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4年修訂)》(2005)中,電影院的建設、經營以及電影製作第一次被列為外商限制進入的領域。所謂「限制進入」是限制外商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必須由中方控股,不得獨資。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4年修訂)》也同時將電影發行公司列為絕對禁止外商投資的產業項目。


中國絕對禁止外商進入發行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許多電影市場(例如臺灣)的經驗已經證實,一旦開放好萊塢成立發行公司直接進口電影片,實質上就是讓好萊塢電影全面進駐。因此,有鑒於發行業在整個電影產業鏈中的特殊地位,中國始終將電影發行業列為外資進入中國的禁區。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商務部2007年12月1日實施新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年修訂)》(2007)。其中再度重申廣播電視節目製作項目和電影製作項目只限於合作;而電影院的建設、經營則必須由中方控股。至於發行公司以及院線公司則繼續被列在禁止外商投資的產業項目之中。這顯示跨國媒體集團公司(transnational media corporations〔TNMC〕)已經不可能藉由併購中國公司,或是在中國成立分公司直接進行境外投資(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DFI〕)。而好萊塢的電影產品也因此不得直接運送到中國的院線或個別影院當中,而必須透過政府委託的仲介機構進口以及發行。


而且,好萊塢在中國也難以依循其固有策略進行發展。好萊塢在其他國家投資往往經由垂直與水平整合、合併收購、發行與映演交叉補貼以及有效區隔發行窗口等策略進行擴張。但在中國,由於能採行的策略實在有限,好萊塢目前只能透過20部分帳大片的授權(film rental)、合資合營電影院、投資中港合拍片、少數投資中國純國產電影等方式投資中國的電影事業。


因此,礙於法規中的種種政策性限制,好萊塢在中國媒體產業市場中目前的獲利並不如預期。迪士尼負責國際發行的子公司博偉(Buena Vista International)公司資深副總裁Larry kaplan在評價中國市場時所用的一句話最為傳神。他說,中國市場「有未來,但沒有多少現在」(“there’s a future, but there’s not much of a present”)(Cited from Wang, 2007)。


然而許多跨國媒體集團都相信,中國因GDP成長迅速以及人口眾多的優勢,未來電影市場之擴大仍極具潛力,甚至可能將成為繼歐洲與日本之後,成為好萊塢最大的海外市場(Scott & Hancock, 2007;巴曙松,2006年1月3日)。因此,外資對經營中國電影市場仍趨之若鶩。例如以促進市場進入以及版權保護為職志的美國MPA在1994年就已經獲准在北京成立辦事處(見Wang, 2007)。而MPA一直以來持續關切的,還是期待中國終究能開放20部分帳電影的進口配額以及能鬆綁外商進入中國電影發行領域的限制。


4. 對華語合拍片的政策

根據《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中國政府鼓勵外資與中國電影製片業合拍電影。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7副總經理苗曉天指出,根據最近4年的票房統計,中外合拍影片數量只占中國電影市場總數的10%至15%,而票房所占比例卻在30%至35%之間。與以前相比,現在合拍影片類型擴大、合作國家增多,中方投資比例也增加(轉引自林曉軒,2007年5月22日)。


而香港更是中國合拍片的最大合作主體,尹鴻與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就指出,2002年之前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每年受理的合拍片審查項目只有十幾個,而2003年之後,每年光受理來自香港的項目就有60、70個之多。截至2005年10月底,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受理並通過立項的合拍片數量為35部,其中與香港合作拍攝的就高達23.5部(其中一部屬內地、香港和南韓三方合拍)
理論上,合拍電影可以顧及全球市場、製作成本以及規避外片進口配額的限制。實務上,合拍往往能達到分擔風險、進入市場與擴大市場的目的。新經濟研究編輯部(2007年3月28日)就指出,美國MPA會員公司其實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試圖以合拍方式進入中國電影市場。而目前大多數合拍片仍以中、港合拍的華語電影為最大宗。


從國際大廠利用全球勞力所進行的文化分工(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觀點而言,合拍電影可能將造成中國電影的製作模式被納入好萊塢體系之中,中國電影也可能因為這種體系而成為迎合大眾市場品味的好萊塢商業模式(所謂「高概念」〔high concept〕)電影。但是中國握有《電影管理條例》(2002)8以及《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這兩項政策工具,仍然高度對有關跨國合製的各項作業進行監督與管理。


例如《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第13條就規定,合拍片須聘用境外主要創作人員時應報請廣電總局批准,且外方主要演員比例不得超過主要演員總數的2/3。第20條也規定,外方應通過中方在中國內地聘用電影創作及勞務人員,並依據中國法規與應聘者簽訂合約。這兩條規定顯示,中國對合拍片的認定以保障演員工作權為基調,而第19條合拍影片參加境外影展時,應向廣電總局備案的規定,也突顯彰顯主權的意味。


《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第五條還定義了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的形式:(1)聯合攝製,即由中外雙方共同投資(含資金、勞務或實務)、共同攝製、共同分享利益以及共同承擔風險的攝製形式;(2)協作攝製,即外方出資,在中國境內拍攝,中方有償提供設備、器材、場地、勞務等予以協助的攝製形式;(3)委託攝製,即外方委託中方在中國境內代為攝製的攝製形式。


在法規的主導下,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已經成為兩岸三地華語電影的主力。而目前統計上,中國已將中港合拍片納入國產片的計算之中,因此導致中國國產電影片市場佔有率(market share)從2003年開始即連續超越好萊塢的20部進口分帳大片。9


據尹鴻與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的統計,2004年國產片票房的前十名中,僅有三部是純國產片,其餘全是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其票房至少占國產片總票房的70%以上。截至2005年11月的票房前6名中,也僅有一部純國產片。12月的4部大片《無極》、《情癲大聖》、《如果·愛》、《千里走單騎》則全是合拍片。而在2005年所有生產的影片中,中外合拍影片數量就高達35部左右。趙鴻帆(2006年9月30日)也指出,2003年兩地合拍片為26部,2004年為31部,2005年為29部。2006年內地與香港合拍的電影數量占內地與境外所有合拍片數量的70%以上。


而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播影視發展研究中心在2007年的統計指出,2006年全國電影票房排名前十名中有六部是國產合拍片。它們分別為《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霍元甲》、《寶貝計劃》、《傷城》、《墨攻》(轉引自周瑋,2007年6月20日)。而這些所謂的「國產合拍片」均曾在臺灣以院線聯映的方式做過大規模發行。


從法規的觀點而言,這種現象源自2004年中國與香港簽定CEPA相關協議後所制定的相關法規,例如《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依據這些法規,純港產進口片可以不受30部外片(批片)進口配額的限制而在內地發行,而內地與香港的合拍片更可以被視為國產片待遇經審批後在內地發行。因此,從2004年開始,港產合拍片數量大增。可以說,如今香港電影業的市場就是內地13億人口的市場。


中國在與香港簽署CEPA時曾給予後者相當優惠的合拍電影條件。而特別規範大陸與臺灣合拍電影或電視節目的相關規範卻宣佈廢止。例如《轉發〈關於開展與臺灣合作拍攝影片工作的若干意見〉的通知》以及《印發〈關於臺灣電視從業人員來大陸攝製節目的暫行管理辦法〉的通知》兩份文件都已名列廣電總局《關於公佈廢止部分廣播影視法規性文件的通知》(2007)的目錄中。因此,目前臺灣電影業者與大陸在洽談合拍電影時,仍比照《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的相關規定辦理。


5. 大型華語合拍片的國際融資

根據普華永道公司在2005年8月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中國是世界上娛樂及媒體(E&M)產業增長最快的國家,未來五年內中國將以每年25.2%的速度增長,預計在2008年將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媒體娛樂市場(轉引自尹鴻、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美國在臺灣之美國商會電信及媒體委員會主席王伯人也指出,全球E&M產值將從2006年的1.4兆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兆。而2008年金磚四國(巴西、俄國、印度及中國)將是E&M產業主要成長和吸引國際消費的地方(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2007年11月28日,頁21)。


因此,雖然電影在中國屬意識形態領域,但在電影全球化的氛圍下,電影行業在中國仍是資金循環流動的產業,具有與其他產業共同的運作規律。尹鴻與詹慶生(2007年2月27日)曾指出,雖然目前中國並沒有一家電影製作機構上市,但國有、境外等資金已經是中國電影融資的基本組成形式。海內外的企業投資、風險投資、金融貸款、廣告投入、版權預售、個人融資等等方式現在也都已成為大陸電影的資金來源。


可以舉《七劍》與《無極》融資的例子說明外資與民間資本投入大型華語電影製作的例子。尹鴻與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說,《七劍》的投資方有大陸的北京慈文、美林正大、清華紫光、香港的徐克香港電影工作室,其他還有南韓寶藍電影製作公司和日本的資金進入。中、日、韓三方按照1:1:1的投資比例承擔。


《無極》則是首部以中國大陸資金為主的國產商業大片(大陸資金占80%以上)。該片由包括中影在內的多家公司共同投資,其中上海一家公司的投資額最大,此外還有南韓Show East公司、美國Moonstone娛樂公司等海外資本,並利用臺灣、日本和南韓等地的當地發行預售來回補拍片資金(尹鴻、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


尹鴻與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也以民營最大的發行公司華誼兄弟為例,指出該公司運用銀行授信貸款與履約保證這二種西方獨立製片人常見的融資模式。2005年10月,華誼兄弟宣佈深圳發展銀行為華誼2005年最大的電影投資項目《夜宴》提供5000萬元人民幣的銀行授信。這是中國內地銀行為個別電影投資項目提供授信的第一例。同時,華誼兄弟還與中國進出口保險公司合作,共同承擔影片進軍國際市場的風險。


由於電影投資的高度風險性,一般往往只有較大或較知名的電影公司參與投資的電影項目才容易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而華誼兄弟甚至先於國有企業獲得國有銀行的授信。尹鴻、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就指出,華誼兄弟獲得授信貸款與履約保證一事不僅只是完成了實際的融資目的,它對於整個中國電影業中的民營主體來說特別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一般而言,典型獨立製片人的融資基礎架構是由發行商、履約保證人(保險公司)和銀行共同組成。而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即是這類融資模式的大陸典範(見尹鴻、詹慶生,2007年2月27日)。尹鴻與詹慶生指出,該片製片方在製作初期即以預售(pre-sell)合約取得部分發行商的發行合約;接著美國電影融資保險公司CineFinance為影片提供履約保證;其後《滿》片才取得香港渣打銀行金融貸款約1000萬美金。


前已述及,國產商業大片目前仍以香港資金為主的中港合拍片占最大宗。而香港資金中的外資比例通常很高。例如美商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在《功夫》中的出資額就高達95%(尹鴻、詹慶生,2006年2月14日a)。但可能是因為中國電影剛處於產業化的初期,多數文獻並未顯示中國電影對外融資在形式和手段上的豐富性。例如在公開市場做首度公開發行(Initial Public Opening〔IPO〕)、網路集資、創投基金(capital venture)、版權抵押等新興融資手段,在以中文為主的產業文獻(例如中國電影界最重要的行業期刊《中國電影市場》)中都不多見。


然而在大陸電影國際融資以及全亞洲發行的發展趨勢下,大陸內地已十足成為華語區域市場的磁吸場域。從許多市場訊息的報導中可以得知,臺灣的電影事業在這個磁吸場域中也被吸納。例如中環娛樂投資2008年的《赤壁》、鴻海集團郭台銘投資《白銀帝國》、臺灣龍祥公司投資2007年大陸重點影片《雲水謠》。這些影片在大陸地區映演時可依照雙方投資比例而享有票房分帳。而在臺灣院線發行時則由臺方擁有版權。這些大陸與臺灣的合拍電影都依《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片管理規定》(2004)之規定而被大陸認定為中國國產合拍片。而這些影片如果亦符合臺灣《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2007)的規定,這類影片仍可獲得臺灣獎勵國片的相關優惠待遇。


這種雙重承認的例子並非罕見。李安的《色戒》曾被大陸廣電總局視為中型的國產影片(見張文伯,2007年1月6日)。但因該片亦符合臺灣《國產電影片本國電影片及外國電影片之認定基準》(2007)中「導演具有中華民國身分證明、且主要演員(主角及配角)四分之一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明者」的規定,因此也被行政院新聞局推薦代表臺灣參加角逐2008年奧斯卡最佳外片的競賽,且獲頒2,000萬元獎金。10李安的例子只是突顯兩岸都將某一特定影片認定為自己國產電影的典型,而絕非特例。隨著兩岸華語電影合拍以及演員互補成為通例以後,這種情形將日漸增多。


6. 國際文化分工理論之大陸現象討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華語合拍電影模糊了主權國家民族電影(national cinema)的疆界。這種情形在學術上也直接挑戰文化分工理論(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 approach)。換言之,該理論模型是否適用解釋或批評中國電影資金流動或對外開放的電影現象?抑或文化分工理論是否因大陸電影市場的特殊性而應該有所改寫?爲了強調經驗驗證理論模型(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oretical models)的必要性,本文接著提出國際文化分工理論在大陸市場的驗證討論。


目前外資進入中國製片領域已經使得中國電影文化界開始憂慮開放後的文化衝擊。例如戴錦華教授曾對大陸這種越來越多的國際文化分工狀態提出批評。她舉由馮小剛執導的「賀歲片」《大腕》(2002)為例。該片由美商哥倫比亞公司投資300多萬美元,是好萊塢資本第一次進入中國電影製作的典型。戴錦華指出,「馮小剛實際成了受雇於好萊塢,並且為好萊塢在中國電影市場賺取財富的工具」(轉引自張延紀,2007年1月26日)。她認為馮小剛在這部電影所反映出來的意識形態因這種身分而發生變化:

馮小剛的電影以往多少有些文化自尊,但到了《大腕》卻變為文化自卑或者自賤。在《不見不散》裏,觀眾看到的是葛優一本正經地藉教授中文之機戲弄美國員警的場面;而到了《大腕》,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美國導演操縱、戲弄的丑角」。(轉引自張延紀,2007年1月26日)


跨國企業文化分工雖然帶給參與分工的在地國產生文化主體性異化的憂慮,但事實上它也與新國際勞力分工(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一樣,最初還是出於經濟因素。Frobel等(1980)的經典書籍中就指出三點經濟原因促使分工:(1)技術進步使距離因素對於生產的重要性降低;(2)技術進步使複雜的生產過程可以分解為基本的簡單步驟;(3)發展中國家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使分工更有效率。由Frobel等的觀點分析,好萊塢遠赴中國委託或協作攝製電影可能基於成本低廉、大陸電影技術(如後製特效)已可勝任高品質電影、市場已不考慮拷貝運送距離等經濟因素使然。


美商MPA成員公司目前都是以發行及擁有著作權為經營核心(見MPA網站:http://www.mpaa.org/AboutUs.asp),至於製片部份則實踐「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並以「合約製造」外包分工的方式行之有年。Luthje(2002)曾提出「合約製造」(contract manufacturing)的新國際分工的概念及作法。他的外包觀點也可以用來分析目前全世界電影界大量獨立製作單位崛起的原因。
而目前中國大陸正好因勞力、市場、有條件開放的法規等因素而使自己從國際分工中獲益。世界也有些其它國家因為本身特殊的自然環境或政治、經濟、文化內涵的條件,而找到國際文化分工的利基(niche),例如吸引好萊塢《魔界》系列影片前往該國投資的紐西蘭。因此,國際文化分工同樣替某些國家帶來機會。而中國卻是利用外資彌補自己不足,並成功製造與世界電影「經濟互補」(economic complementary)以實現更高經濟效率的典型。


因此,戴錦華教授雖然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但從2001年好萊塢資本首度進入中國製作電影《大腕》開始,中國即持續歡迎好萊塢投資其《尋槍》、《天地英雄》、《手機》、《可哥西裏》等影片。華納兄弟公司還投資製作中國第一批高畫質數位電影系列《關中刀客》(張延紀,2007年1月26日)。
而隨著中國政府對單一電影製作的准入政策放寬,製作機構的外資准入也隨之開放。張延紀(2007年1月26日)指出,華納在2004年與中國電影集團、橫店集團共同成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影業娛樂製作公司-- 中影華納橫店影視有限公司。這是中國對製作機構合資准入的首例11。


Woo(1994)曾認為,儘管新國際分工比舊國際分工相對減少剝削而增加經濟互補,但經濟互補是以扭曲在地國的市場功能為代價。這是因為跨國公司因垂直整合的市場力量而擁有對產品流通的絕對控制力。但中國以其守門政策,在引進國際分工時卻拒絕利益分配由跨國公司做主的企業邏輯,而使得國際分工強化了自己的電影企業價值。因此,與其它國家向好萊塢招商合拍合製的作法不同,大陸參與的國際文化分工帶給當地電影工業極大的經濟安全感。至於自己電影文化可能遭受異化的憂慮則並未激起太多漣漪。。


目前中國電影領域實際引進的外資比較其它產業仍十分有限(見張延紀,2007年1月26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企圖掙脫國際文化分工在自主性上可能形成的鉗制而有以致之。而正是因為這樣的政策,使得大陸電影市場成為好萊塢在全球不斷複製北美市場的一個特殊例外。因此,好萊塢雖透過控制發行、借助新科技以及保護知識產權進入各地市場,而使得好萊塢一直屹立於文化分工體制的最上層(見馮建三,2005,頁156),但顯然在中國的電影守門政策前,好萊塢的巨大身影只能耐心等待。


7. 結論

本文以中國電影法規文本,說明大陸導入外資、壯大本身產業,進而使整個華語電影區域市場趨向超穩定結構的主要政策因素。從歷時觀點推論,這些因素已趨向超穩定結構,不因美國MPA壓力而有所鬆動,只會依自己時程而進行調整。因之,香港、臺灣以及美國電影業者因為大陸人口眾多以及逐年增長的人均GDP等原因,而對其電影市場前景抱持樂觀。然而本文發現,導致中國電影市場具這種穩定磁吸效應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它對外的有條件市場准入政策以及若干守門政策使然。


本文最重要的發現則是,在市場准入的政策中,中國對香港電影事業採取更緊密聯繫的承諾對兩岸三地華語電影區域市場的影響最為明顯。目前外國電影金融管理機構,尤其是對沖基金,紛紛至香港電影節交易平台中尋找中國電影合拍投資之機會,以便進入大陸市場。這業已造成華語區域市場整個向中國電影傾斜。如今臺灣以輔導金介入認定的國產電影片不但在文化面貌上與中國電影產生連結,甚至產生大陸認定的國產合拍片臺灣亦給予國片輔導金的現象。


這種因資金、人員流動而產生的電影國際化現象在學術上直接挑戰了國際文化分工的理論思考。臺灣導演李安的大陸華語電影就是一個足供討論的典型。他的電影(如《臥虎藏龍》(2000))由美商主力投資與大陸合拍,然後因劇本開發與導演國籍之關係而代表臺灣參加奧斯卡外片競賽。


美籍日裔學者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曾指出,去疆域化(de-territorization)、跨國公司、世界都市、區域經濟等概念如今部份取代了國家原先維繫全球經濟秩序的角色與功能(Ohmae, 1999; 1996)。大前研一的理論對以中國電影政策為樞紐,以大陸電影市場為中介的華語電影而言,在去工業化與外包慣例的主流電影製作趨勢下,過去民族電影多半以國家為主體或以政治實體(political states)為基礎的地理疆域概念的確受到挑戰。只是美商MPA跨國公司在中國電影市場超穩定結構的實際運作下,只能順應目前以中國政策為主導的華語電影新面貌。這個觀點希望能成為後續有關中國電影實證研究或是全球化批判理論論述的一個研究起點。


注釋

1: 根據《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管理辦法》(1997)第九條對所謂「重大題材」影片的定義為:「反映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等題材的重點故事片;反映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五、四」運動後,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鬥爭為題材的重點歷史故事片和經國家管委會批准的少量其他方面的重點故事片。」
2: MPA會員公司由俗稱美商八大(目前實際只有七家)以發行為核心的跨國公司及其子公司所組成。該組織在美國境內有一相應組織,稱為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MPAA〕;MPA與MPAA之會員重疊但功能不同。見美國電影協會網站:http://www.mpaa.org/AboutUs.asp。
3: 原本只有中影公司被特許專營進口和發行外片的業務。2001年12月18日廣電總局和文化部制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文化部關於改革電影發行放映機制的實施細則(試行)》(2001)。《細則》第三條規定國家應建立兩家進口影片的發行公司。這項規定改變了中影公司進口影片的發行壟斷地位。由此,除原有中影集團公司所屬的電影發行放映分公司之外,華夏電影發行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於2003年6月正式成立。進口影片的發行獨家壟斷於是變為兩家寡占。
4: 2004至2006年間,香港在內地陸續興建和改造電影院14家;其中規模較大的有香港百老匯戲院(中國)有限公司與大陸合資興建的北京中影娛樂新世紀影院、武漢天匯影城和湖北興匯影城、香港思遠影業公司在內地獨資興建的重慶UME國際影城和杭州UME國際影城、香港獨資企業深圳嘉禾影城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的嘉禾(深圳)影城等等(見趙鴻帆,2006年9月30日)。而第一家由香港公司在中國大陸獨資開設的電影院則是在深圳成立的「MCL洲立影城」(王曼娜,2006年8月6日)。
5: 尹鴻與王曉豐(2005年6月30日)的文章中曾提及寰宇國際、嘉禾娛
樂以及東方魅力等公司都是因CEPA簽署而最早進入內地電影市場的三家
香港著名企業。
6: 至於2005年5月8日起廣電總局和商務部再度發佈的《〈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的補充規定》(2005)則是爲因應港、澳地區與大陸內地簽定CEPA協議後的若干增補措施。
7: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為中國電影集團公司旗下的全資子公司,目前為受政
府委託辦理與境外合拍片劇本審查立項申請的唯一單位。
8: 《電影管理條例》(2002)是目前所有大陸電影相關法規的母法,雖然它本身也只是經上一級政府國務院2001年12月12日的第50次常務會議所通過的行政法規。
9: 2003年電影《英雄》以2.5億元票房創下國產片票房之最,並帶動整體國產片(含合拍片)的總票房收入首次超過進口電影。見巴曙松(2006年1月3日)。而檢視各年度的電影市占率應以參考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協會網站(見http://www.chinafilm.org.cn/)的統計資料為準。
10: 美國電影協會因認定《色戒》應屬中國電影,而並未受理該片代表臺灣報名參加角逐2008年的外語片競賽(見網路相關新聞)。
11: 魏永征(2006年1月)還曾列舉機構准入政策稍微開放後立即就有相關電
影中外合資企業成立的個案:(1)2004年4月,上海電影公司與日本電通合資成立上海電通影視文化傳播公司;(2)2004年12月,索尼影視公司(SONY)與中國電影集團公司共同組建華索影視數位製作有限公司;(3)2005年初,上海文廣傳媒先後與環球唱片公司共組上海上騰娛樂公司、與維康(Viacom)共組電視節目製作公司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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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日期:2008/10/07
更新日期:200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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