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時間：九十九年六月廿一日
地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周恆和 聯合報副總編輯
與談卡司：陳志寬 行政院新聞局電影處處長
李 烈 《囧男孩》、《艋舺》監製
鈕承澤 艋舺監製／導演、演員
馬如龍 金馬獎最佳男配角
李亞梅 《海角七號》行銷統籌、影評人
吳珮慈 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主任
黃建業 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主任
胡幼鳳 財團法人文化基金會台北電影節總監
陳志寬：官員不能再墨守成規、要有新思唯，才能跟國片一起起飛。
海角七號達到五億三千萬的票房最大的啟示是，國人對國片的信心回來了！以往國片的票房如果三百萬就要偷笑了，能賣五億三千萬那真是不可能的任務。記得聯合報以頭版刊出海角七號新聞的那天，一大早同仁就急忙打電話給他，「報告處長，不得了，不得了，我們上了聯合報的頭版」媒體對於電影的支持，像是一劑強心針，當時的感覺是，這部電影可能馬上要大發了！
新聞局為了鼓勵國片研議，只要票房達五千萬就補助相對百分之廿的獎金去拍下一部電影，因為海角賣了五億多，補助金額高達一億六百萬元，問題是新聞局根本沒有編這個經費，當時的新聞局長史亞平就經常叫他是新聞局的「敗家子」。
我持不同意見，經向史局長報告說明，這是國片票房難得的榮景，即使政府預算再拮据，我賣掉私人山坡地，也應該給這筆錢！當時為了爭取補助國片的比率要達百分之廿，我甚至不惜揚言「切腹自殺」。雖然我本身也算是政府官員的一分子，政府、電影相關產業公部門不能再墨守成規、故步自封，要有新思唯，才能跟國片一起起飛。
從二○○八年迄今，新聞局對輔導國片的重要政策包括，補助相對百分之廿的拍片獎金、推動各縣市政府成立電影委員會，單一窗口提供景點協拍；國外知名電影公司、導演來台拍片，聘用本地演員費用政府補助百分之卅、交通保險等支出補助百分之十五。提高國片輔導金，新人組從七百萬提高一千萬；一般組從一千五百萬提高到二千萬元等，同時。深入大學、初高中舉辦影展、座談會，從教育為國片發展紮根。
主持人周恆和在座談會開場白時提到，在報社服務近卅年，第一次看到聯合報以頭版加三版的規模介紹國片，海角七號造成的風潮，聯合報不敢居功，但對於能身為媒體推手也覺得與有榮焉。振興國片除了電影人的努力、政府的輔導，更需要企業界一起推動，讓電影業從業人員可以拍出更多好電影，觀眾願意走進放映國片的電影院。
吳珮慈：電影是認識一個國家、文化非常好的媒介。
國片春萌的現象，不論是從藝術層面、觀眾接受度都有很大的進步。在票房上，今年統計到五月，北市國片占百分之十二，是相當好的成績，表示現在觀眾願意走進電影院看國片；練習曲掀起單車環台風潮，紀錄片夏天的奇蹟等，都讓國片走出一片天空。最近台藝大剛好舉辦向大師致敬，侯孝賢導演的系列作品展，邀請到美國在台協會的羅森主任，他就是透過侯導的電影來認識台灣，可見電影是認識一個國家、一個文化非常好的媒介。
從學術的角度，電影系肩負電影教育重責大任，可能十年才能養成一位導演，電影人才的培育不是技術操作的困難，而是人文養成很不容易。對於電影產業的政策，建議應該有宏觀、階段、全面性的規畫，電影事業蓬勃可以帶動包括流行音樂、劇本開發、產業升級。現在是去推動國家電影工業非常好的時機，產官學結合各方向的資源一起來做。
在華語電影中，不論大陸的市場有多大，香港的電影有多好，台灣的電影要發揮我們的優勢、特色，還是能在國際影展中占一席之地。法國作為少數能與好萊塢抗衡的電影工業國家之一，主要原因在於法國的電影工業發展政策與藝術文化理念二者縝密地整合在「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的架構之下，對於影視法規的制定與施行，電影電視產業的補助與融資政策，法國電影和電視節目的全球推廣，以及影像文化資產的保存典藏，一以貫之。
法國對於電影工業製片、發行、映演之國內支持系統與補助流程，都是由CNC主導，甚至電影工業法總則中賦予CNC明確的權責規範與法源基礎。
法國的補助政策，特別有創意。在CNC的架構之下，法國國家對於電影產業的補助對象包含長片、短片及動畫電影等等，依據優先補助法國本土的電影生產及資源分配的合理性，補助方式分為自動性補助(aide automatique)與選擇性補助(aide selective)兩種類型。自動性補助，製片人在上一部電影中將近一成的票房收入自動撥入「法國國家電影電視補助基金」，在補助基金專戶裡衍生補助金(fonds de soutien)以利於下一部電影的製片。易言之，上一部電影的映演成果，票房越好資助越多，且補助款只能用在投資下一部新片製作，形成一循環投資的觀念，就像強迫儲蓄政策。
選擇性補助主要針對具獨立製片精神及藝術原創性的電影，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也能尋求財務收支平衡。選擇性補助同時也彌補商業主導以及市場導向電影產生的機械性效果，促進音像創作的多元化、並確保法國電影能不斷維持其藝術創作原動力。類似的補助政策，可供國內借鏡。
李烈：看電影不能用拜託的 要瞭解觀眾需要的是什麼
從廿幾歲，我就和大家一起在振臂呼喊大家要愛國片、要進戲院看國片，但後來我發現，看電影不是能用拜託的，很多時候要靠自己，如何讓觀眾願意進來看國片，否則國家給再多的幫助、再多的錢都是沒有用的。因為電影本身是一種娛樂、一種商品，不同的是，這件商品帶有文化、美學的成分，電影從業人員必需先思考，消費者觀眾要的是什麼？
以前很多年輕導演拍片的態度是「我要告訴觀眾我的想法」，問題是觀眾願不願意聽呢？不論是海角、艋舺或是囧男孩，電影成功的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消費者從裡面得到了一些滿足，如何去提供消費者這樣的滿足，是電影人應該要努力的方向。
我到過很多國家，台灣政府是個提供電影人很多資源的地方，台灣電影有輔導金，但國家給一部分資金經費，電影人要想辦法去爭取更多的資源。我一直很抗議，有人說政府給的資源太少，因為很多事要靠電影人自己的努力。政策不可能沒有缺失，就像電影不可能滿足所有的人。
胡幼鳳：提供國片展演的舞台 有長期播放的院線
我從在聯合報跑影劇新聞、到金馬獎擔任祕書長，現在在台北電影節服務，長期觀察國片這麼多年，二○○八年是台灣電影的轉捩點。那一年台北電影節選出的首獎剛好就是海角七號，後來海角七號有如脫彊野馬，創造很多奇蹟，接二連三台灣的年輕導演有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的，國片充滿一片朝氣與新氣象。
二○○九年台北電影節選出不能沒有你，讓人感受到國片有各種的可能性，今年初艋舺的成功，更讓人確定，這是國片裡另一個「海角八號」。
當記者跑影劇新聞時，我參加過很多國際影展，在各種電影節的活動上，不論是明星、藝人、導演或是片商，在步上紅地毯的那一刻，大家都是昂首闊步，不論背後到底有多麼地艱辛，在那一刻是得到鼓掌、令人感動、流淚、榮譽的時刻，台北電影節也希望提供一個舞台，為電影人的努力喝采。
現在電影產業有百分之九十還是好萊塢的市場，政府如果能提供國片一個固定放映院線，有展演的舞台，例如中山堂這樣的場所，可以長期播放國片，否則每次國片一要上映都要求爺爺、告奶奶，讓國片有自己的院線是很實惠的幫助。
李亞梅：台灣電影布局全球化最大的資產在人才
每次談台灣的電影，一言難盡、不知從何講起。我從二○○七年到現在，總共做了十部電影的行銷，裡面大賺的只有一部海角七號、小賺的刺青，其餘八部都是賠錢的！有五部是導演在負債的情況下，一邊喊卡、一邊喊「你有沒有五十萬借一下」的情況完成，整個國片拍片環境非常辛苦。但我還是想說，國片不是拿來要支持的、甚至同情的，如果電影本身沒有東西，只能動用民族情感，宣傳請大家支持國片，那部電影肯定很難看。
台灣電影必須靠三種力量：觀眾、通路和媒體，三者環環相扣。必須靠觀眾、而且是自發性的觀眾，同時要說服戲院的通路。海角大賣時，魏導才發現戲院竟然要抽那麼多錢，當時他開玩笑說要自己蓋一間戲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放賽德克巴來。此外就是要說服媒體，當聯合報頭版出現海角七號，報導出來那天，工作人員非常振奮，魏導臉上也是神采飛揚，第二天電視台接著跟，當時海角首周末的票房只有二百廿萬，一點都不好，媒體的聚焦將本來沒有在看國片的觀眾注意力拉起來，票房迅速從一、兩百萬，飛翻到一千多萬、甚至如脫疆野馬，賣座到一個大家難以想像的數字，這是媒體的力量。她衷心期盼台灣的媒體，少一點明星的八卦，多報導台灣的電影，「你們不曉得這樣一則報導，對於電影有多大的幫助！」
台灣電影的未來要如何全球化，是另一個令人憂心的情況，首當其衝就是大陸電影的入侵，以往大陸電影在台灣的賣座都很差，在大陸賣到一億人民幣的集結號，在台灣只賣到十萬台幣，但非誠勿擾因為用了舒琪，在台北也只賣了兩百多萬。但大陸電影夾著龐大的資金、市場、通路的優勢，未來台灣的電影要拿什麼和對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人才。
目前電影和教育環境培養主要針對製作人才，但這是不夠的，上游相關如電影資金的管理人才、融資、法務合約人才培養，這些我們都很缺乏。韓國電影會起來，有一個重要原因，韓國大學裡廣設相關科系，韓劇的導演、演員、偶像明星像宋允兒等很多人都有韓國影視大學、甚至碩士相關學歷，讓韓國的影劇體質有很好的發展，我們很需要這樣的環境。
黃建業：提高電影主管機關位階 設非官方組織推動全球化
我常自嘲，自己是國片票房預測的「反指標」，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常常我覺得看好的片子都不賣座，反而是看壞的作品經常賣座，例如海角七號當時我就充滿憂慮，沒想到它大賣了。二○○八年是國片非常非常精采的一年，我們看到年輕的導演，或者說看到剛拍片而負債的年輕導演，開始交出他們對生命的感動，在這之前比較少被開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倫理態度、新潮流方向陸續在電影裡出現。
電影生態的改變可以從觀眾看出來，因為觀眾是誠實的，他們沒有要去支持國片或道義的責任，我們很清楚感受到，支持國片的觀眾很微妙在變化，特別是最近三年，觀眾從對國片非常猶豫到支持，這些觀眾可以一方面看阿凡達，另一方面去看阮經天，這群觀眾是非常有趣的、很有可塑性，你無法去掌握，但對他們又充滿期待。
一九八○年是台灣第一次新電影開始蓬勃期，二○○八年是國片的轉捩點，海角和艋舺是股為國片推波助瀾的力量，這些觀眾不會對國片或外片設界限，只要覺得會令他感動、快樂的電影就會去看。最近有一些新作品，例如第36個故事，整部電影拍得很閒散、但有都會味、頗為優雅，觀眾接受度是好的，如何掌握這樣的觀眾層，而且逐步去擴大很重要。
艋舺剛出發片時，我也很憂慮(台下大笑)，艋舺需要一百多個拷貝，當時覺得非常匪夷所思，後來才發現自己這些憂慮是很荒繆的，因為如果沒有那麼多拷貝，無法那麼快帶出那麼多媒體的討論。因此在國片發行的體系中，官方如果可以在通路上多幫忙，加上媒體推波助瀾，國片人口應該可以再增加。
建議政府未來如果成立文化部，電影產業只是下面的一個司或局，位階是不夠的，最好能成立一個電影部，同時設電影發展中心，以非官方的力量來推動台灣電影國際化。
馬如龍：感謝全國年輕人對於海角七號和艋舺支持
我一直都在演電視，海角七號是我拍的第一支電影。電影拍完後要發片，戲院根本不願意排，要到處去拜託有沒有認識的電影院老闆，後來行銷部門想出，乾脆我們自己來賣預售票，一票工作人員利用一個周末跑到西門町，那天還下大雨，結果一天下來，一共賣了廿四張門票！
我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全國的年輕人，當時在網路上熱烈討論「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好像不錯喔，還透過網路論壇發動拒看盜版，只要有人看盜版就會成為全民公敵，結果海角七號上片長達兩個月，而且坊間沒有盜版，這都要感謝全國年輕人、大學生一起守護，這讓海角七號可以在電影院連續上檔兩個月，賣了五億三千萬。
今年艋舺上片後，第一天票房贏過阿凡達，接連三天票房氣勢如虹，原本應該可以破海角七號，沒想到最後被盜版挖牆腳害到一踏糊塗，後繼無力，政府如果能幫忙捉盜版著手，要比給幾百萬的輔導金來得有用。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再次感謝全國這麼多年輕人對於海角七號和艋舺支持，也希望未來我們有更多電影有機會到國際上與外片一較高下，希望有一天國外主動邀我們的電影去參展、放映。
鈕承澤：鼓勵年輕人不以當導演為志業的態度投入電影業
我從九歲開始演戲、十七歲時以演員的身分參與台灣新電影運動，隨著青春期，台灣電影也進入衰敗期。期間我做過很多工作，場記、副導、編劇、製片，在不甘不願的情況下也去演了電視。二○○一年，參與開創了國內新的戲劇類型偶像劇，二○○八年拍了第一部電影「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
在二○○八年，電影人深刻感受到一股能量，有人稱那一年為台灣電影的文藝復興。那年台北電影節，一群電影人聚在一塊，當時不論誰得獎，每個人都很開心，記得侯孝賢步上講台時，一邊就聽到他說，「太爽了，真是太爽了」，因為好久都沒有看到有這麼多的國片，可以在同一時間內上映。不同的題材、概念，新的導演都想藉著作品和觀眾溝通。
演完小畢的故事，我非常的紅，比現在阮經天、趙又廷都紅，但我很窮而且四處找不到機會。十七歲的鈕承澤冷眼思索，為什麼好萊塢可以有那麼大的市場？台灣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口，但對岸有很多同文同種的人，兩岸總有一天敵對狀態會消失，對岸市場經濟發展，屆時可以發展出一個很大的市場，而當年遙想的那一天，現在已經很清楚地展現在眼前。
韓國電影觀眾對於本土電影和外國電影消費幾乎相差無幾，這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很大的關係，韓國政府和美方談判三○一貿易條款，美方要求開放電影拷貝數量限制，韓國演藝人員剃光頭上街頭抗議，給予政府很大支持的後盾；但我們官方辦不到，台灣觀眾都有上電影院消費的習慣，只是每年五、六十億產值，都流入好來塢的口袋裡。
不論全球化的浪潮，好萊塢的科技多進步，但畢竟那是別人家的故事，觀眾對於我們自己的故事一定有需求，海角七號的成功證明了只要能提供讓觀眾感動的電影，觀眾還是願意買票走進戲院，於是我們就帶著這樣的士氣去拍了艋舺。
要呼籲有志從事電影的年輕人，現在你們真的面臨了很好的時機，電影產業從來沒有那麼好過，但也要提醒大家不要一開始就想當導演，要不以當導演為志業的態度投入，每個人在不同的環節去發揮專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