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那天，曹啟鴻等立法委員在立法院舉辦了「公共電視開播三年成果檢討公聽會」。導演林正盛以感性而帶有些微義憤、期待的口吻發言。
他說，很感念日本的公營電視台NHK投資讓他拍攝電影。對於台灣的公視，他認為，雖然規模非常之小（只有NHK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左右，也只有南韓公營電視頻道的二十分之一）卻已彌足珍貴地提供了非主流價值的若干發聲管道。他期待有朝一日，台灣的電視發生變化，既能提供合理的資源培育電影創作人才，也能對外施以援手，如同NHK之於台灣等異邦人士，同樣願意海納其作品一樣。
林正盛導演在立法院就公視所發表的心聲，相當程度地反映一個事實：病入膏肓的台灣電視與電影業。然而筆者認為，可行且必須的救贖方向之一，在於擴大公有電視的規模。
這個方向之所以可行，是因為過去一年以來，台灣政治與社會情勢的變化，使得同時改革電視與電影的機會，比起從前來得大了些；這個方向之所以必須，是因為台灣的電影製片業無法立即進行較大規模的改革，如同久病之軀，禁不起山珍海味，而只能從緩慢進食之中恢復元氣。
這麼說必然引發爭議，也大有招徠誤解的可能。台灣以人才為主的自製電影，票房已不及1％，台商發行的電影，也低至30％以下，電影業怎麼還能有救？內湖公視都已經自身難保，政府捐贈的經費逐年遞減，哪裡還有多餘的錢來拍攝電影，遑論擴大公視的規模。
因此，針對這些疑惑，筆者認為當前電影的改革內涵，勢必與電視有關，特別是與公營電視有關。其次，這裡所說的公營電視，不是單指內湖公視，而是指產權必須由半國有半私有的狀態轉換為公有的台視與華視。此外，以上所說的電視改革，從而電影改革的方向，不但符合世界潮流，並且已經記載於陳水扁總統競選期間的媒體政見。關心電影及電視興革的人固然不能奢望這些政見自動實施，且可預期其實施時必然會遭遇許多險阻，然而卻應該抓緊這樣的機會，共同努力，敦促其實現。
由於電影與電視的產業關連性頗高，二者的結合運用可說其來有自。在美國，這個關連性由電影業界的力量所挖掘與開發。但由於好萊塢掌控了全球電影市場的八成以上，這也就意味著電影拍攝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規模不會太大（印度是少數的例外之一），其電影業也就沒有力量對外擴張，而私人的電視也因為無利可圖，沒有意願拍攝電影。然而，西歐許多國家則以電視等相關政策，主動導引電影在公營電視頻道找到了棲身的土壤。
西歐以公權力導引資源於電視電影的拍攝，原因如同愛爾蘭學者Hill and McLoone 所說，既然任何國家難以與好萊塢正面交鋒，則小成本的電視電影顯然是較為可行的方案。電視電影的拍攝雖然比較沒有進軍國際大市場的機會，卻也因此較能夠照顧本地文化的特殊性，並且仍有可能偶一為之或意外地在國際間取得較大的票房，英國的《窗外有藍天》等等電影，都是先例。
英國的第四頻道從1983年投資電影，至1992年共投入了所有預算的6.2％於電視電影之拍攝，2000年4月BBC亦宣布成立新部門專事拍攝電影。不過比起歐陸的法、德、義等國，其實英國起步晚了十多年，規模亦不如前述各國。比如，法國早在二次大戰期間的維琪政府時代，就已存在統合文化事權的機構，此一作法延續至今，並隨時間前遞而擴張，陸續將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影帶、影碟等等納入管理，使這些新形式的電影附著產品在財務上與電影製播產生有機的連帶關係。
以最近可以得到的資料舉例，法國扣除Canal Plus這個電影付費頻道與其他取自影帶等等資金，單是五家無線電視頻道在1999年透過合製與預購等方式，就已投入了五億五千七百萬法郎，（約合新台幣二十三億），支持了八十八部電影的拍攝，平均一部電影從電視得到六百三十萬法郎（1999年一部法國電影平均花費二千五百六十萬法郎）。愛爾蘭起步較晚，但其導演與作家Ed Guiney認為，若其公營電視頻道RTE以三年以上為期，每年拍攝至少五部新電影，每部投入大約五十萬愛爾蘭鎊，則其電影人才便可以有必要的歷練機會。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電影事業亦有諸多困難，但電視與電影資源的結合至1996年標誌了一個轉折。是年元旦，中央台電影頻道開播，新的「電影法」同時規定中央台與省台稅後收入的3％為電影製片基金，而中央台每年不得少於三千萬。人口只有三百餘萬的新加坡，也從1999年起由其國營電視公司設立了子公司，每年拍攝四部電影。
以上是西歐為主的經驗，但台灣有可能這樣做嗎？如果沒有政府的主導，也沒有社會力量的推動，即使電視與電影的改革目標很低調，甚至比起西歐最低水平的英國還要低，終究也僅是畫餅充飢。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政府是否有意推動這個改革？社會是否存在要求如此改革的動力？
政府方面，陳水扁在競選期間推出的十五項國政藍圖中，有關「電視」的部分，有以下主張：
合宜的政策應該使台、華視……與公視自作協議，分工負責……未來應增加……台視與華視的國有股權成數……。
有關「電影」的部分是：
應將電影政策延伸至……無線電視法、衛星法，與有線電視法，對其播送通路所放映電影片之片數與時數，應明定標準。
大選過後，新聞局於5至8月期間召開五次會議，邀請傳播業界與學界以「無線電視台總體政策及結構改造專案小組」之名義進行討論，並於2000年8月提出了報告。10月，新任新聞局長蘇正平於12月委請政治大學與師範大學傳播與會計科系組成研究團隊，研究「無線電視公共化」的可行性及可能內涵，並在3月提出評估報告（www.gio.gov.tw/info/media/index.htm）。這兩份報告對於電視與電影的改革建議，又比競選藍圖具體了一些，它主張，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將台視與華視的私人股份全部購回，然後使此新型態的台視與華視（仍然依賴廣告收入）與內湖公視（收入以政府捐贈為主）合作提攜，組成集團。
兩份報告也都提及，轉型後的這兩家電視台可以「率先提供若干盈餘，與電影製片業合作拍攝電影或電視電影」、「培育編劇及演藝人員的養成等等」。
兩台產權經此變化之後，我們暫且放低標準來想像，以3％的台、華與公視集團的年度收入作為協拍電影之用（約在一至二億新台幣）。這是很少的金額，但若再配合已經實施十多年的國片輔導金（一年也在一億以上），以及台灣與外地等民間資金，想要一年有四十部以上的電影開拍（林正盛與朱延平等導演每部電影的製作成本大約在一千二百萬至一千四百萬），理當不是奢想。又由於這樣的投資是經常的、可預期的，其效果又是具有積累性的，並且拍攝完成的電影又至少可以確保在公集團的電視頻道得到放映機會，於是帶給電影化妝、音樂、佈景、工程、技術、編劇、演員、導演、製片……等等各種工作人員的培訓機會與鼓舞，乃至於觀眾欣賞習慣之養成，將要遠遠大於直接投資金額於電影製片所顯現的廣度與深度。
所以，至少乍看之下，新的政府已經想到了電影與電視改革的問題。但這畢竟只是乍看之下的印象。如果認真考察，我們是得承認，這樣的意識還很薄弱，沒有深入官員的思考架構，我們只能說，這樣的文宣及研究報告之內涵，只比以前從來不如此看待來得好了一些，但似乎也僅止於此。特別是過去一年多來，行政部門能夠動用的財政資源，由於經濟情勢的變化與過去多年來政府支出的擴張，已經捉襟見肘，購買台視與華視私股所需的數十億雖然不多，卻不無可能成為行政部門臨事拒絕此改革方案的藉口。再者，行政與立法兩權對峙嚴重的情況，也有可能減少理性討論公共政策的空間。
儘管如此，我們仍知悉社會的進步動力，本不全部來自於政府部門，或說，政府的積極政策，往往是有社會的壓力才更容易促成。就社會籲求方面，為表達對國內創作環境不佳，以及政府長期無法提出一套合理有效的電影振興辦法，不少國內影人，包括導演陳玉勳、林正盛、王小棣等人，已在1998年7月17日成立「電影創作聯盟」。
在無線電視改革方面，從2000年3月底以來，即有傳播業界、學界與學生聯合了關注電影的人士，籌組社團，從事無線電視的改革，並對內提出「運動是生活，運動是健康，運動是趣味，運動是知識」的凝聚訴求，對外提出「反對徹底私有化，台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無線電視民主化」的主張。
然後，歷經七個多月的籌備，該社團於2000年11月19日成立，共有一百一十七人共同發起，名稱定為「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簡稱「無盟」）。從2000年3月至2001年4月下旬，無盟從籌組階段至正式運作，總計召開內部會議達十四次，拜會立法院主要政黨及個別立委超過十次，無盟成員並有多人參與新聞局相關研究案，運用各種可能機會在報章雜誌或電台說明無盟的主張，也力求與改革對象的台視與華視之工會與主管階層展開對話，冀望從溝通中尋求支持。
最近的活動則是從2001年4月起，在台灣從南到北、西到東，與主要大學社團聯合舉辦「十萬青年救電視」的校園座談，總計約有二十場，預定2001年6月底之前完成。
接下來的課題是，改革電視與改革電影的社會力量，應當設法彼此聯繫與相互強化，互作奧援，進而以公有集團電視的建立，帶動電影事業的改革。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