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二個禮拜，我們在高雄大遠百及華納威秀影城為國片之再興盛，舉辦了一系列的造勢活動，其中有一場座談會，主題是「蔡明亮和他的演員們」，主持人是黃建業老師、阿亮、小康、湘琪、奕靜、阿志都在現場，談電影，談社會變遷，談表演與導演之互動，談相互的激勵與感動，台上台下互動熱烈。
當黃老師說到：「曾經，在台灣新電影萌芽茁壯的那個年代，有一批熱愛台灣、熱愛電影的觀眾，主動走向戲院，向台灣電影說『Yes』；讓我們再次找回那一批觀眾和熱情」。說到這，不知是鼻子塞住了，還是喉嚨哽住了，溼的東西從眼睛裡冒了出來。
每次阿亮說的話，我都是以重重的點頭回應，他說：「台灣電影的商業機制逐漸消失，但目前還堅守崗位為國片打拚的電影人，背負了台灣電影產業機制失衡的全部責任，是非常不公平的。」這句話發人深省，也是我們必須要面對，且須積極去改變的課題。
那麼，就有人要問，你們新聞局是電影事業的主管機關，那政府該做些什麼事？說到電影輔導政策，就一定會回到輔導金的問題上去。有一件事必須立即陳明，因為常常有人說「國片愈輔愈倒」，輔導金不如改稱為「輔倒金」算了。這句命題，不知傷了多少人的心。如果真的是愈輔愈「倒」，為何還有人仍想積極爭取它，以一圓心中的美夢，難道希望被「輔倒」嗎？又如果真的是愈「輔」愈「倒」，為何去年韓國人要請電影處的李建立科長去ＰＰＰ講演所謂的「台灣電影奇蹟」呢？—（韓國人認為，在沒有電影商業機制支持之下，台灣的電影工作者仍前仆後繼投入電影工作，不斷在國際影壇上熠熠發光，是為一種奇蹟）。
其實，一直以來電影輔導金的使命及定位究竟為何？常有辯論。持平的說，過去輔導金辦理要點開宗明義揭示「輔導優良國產電影片」，在階段性任務上，它至少達成了「維持基本拍片量，使台灣電影持續在國際影壇上發聲」的目標。但是，一部電影是否優良，可能性的指標就不少，譬如影評、票房、版權回收、其他平台發行或播放的頻率、國際影展入圍或得獎的次數等等。這些評量標準，與輔導金補助對象的評選方式，是不盡相同的。惟只要有事前的評選，就容易發生事後結果與事前期待的落差，而外界往往盡以「票房」或「主流觀眾」的看法去看待，而指稱台灣電影愈輔愈「倒」，也是未盡公平的。
此外，從另一個面向來說，由於商業機制並未影響到台灣電影的創作過程，雖然在票房上回收不理想，但在沒有市場壓力的環境裡，足以展現個別導演的社會觀察、人文風格、藝術想法及創作堅持，它的電影語彙或拍攝手法雖嫌生澀，體裁選擇亦不夠多元，但卻沒有美式商業電影之過於公式化表現；也不像「陸」片之力求工斧，更不像「港片」之過於通俗。它在國際影壇上獨樹一格，備受重視，去年世界各地興起「台灣新電影二十周年」回顧風潮，足茲說明。
至於商業機制應該如何建立呢？我認為應該從台灣電影環境的健全做起。
新聞局在民國九十一年到九十二年二年裡，先去觀察我們失去的是什麼？迫切需要建立的是什麼？發現資金、通路、技術水平、法律事務、行銷觀念與手法、人才培養等等，全都欠缺，而培養一套健全的「製片人制度」，是全部問題的核心，「量產」是這個核心的主要手段，於是我們到處奔走，一方面學習新的事務與觀念，一面溝通我們的想法，從爭取預算，到修改法規，暨訂定輔導措施等不一而足。
簡要的說，我們積極向行政院爭取在「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納入電影產業的振興計畫，於九十二年度增加一億四千萬的專案預算，更預定於九十三年度再增加八千萬的概算，用以建構整體發展的產業機制。茲分述如下：
至於在九十三年，本局將再朝產業之活絡與振興角度，開創其他重要業務，包括：
之前，華納已經將台灣作家「幾米」的繪本拍成電影；台灣「電視豆公司」已成功的將創意與日本富士公司合作，拍成二十集電視動畫影集；三立台的偶像劇也成功的行銷海外，這些刺激，能給台灣電影界帶來什麼啟示？我們期待台灣的電影工作者，團結合作，努力開創未來，再讓台灣觀眾買票進戲院看國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