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頭誰說了算?導演與攝影的共生與角力】
在一部作品中,掌握「鏡頭」生殺大權的,即是導演與攝影師了。然而兩者如果對於鏡頭有不同的見解,是如何權衡、溝通、互助甚至角力的呢?本講座邀請攝影師馬華(馮信華),以及與馬華有合作經驗的中生代導演侯季然、新生代導演柯汶利,一同來談談攝影與導演是如何一起「解任務」。
攝影師馮信華,綽號「馬華」。台藝大電影系畢業,作品橫跨劇情、實驗、紀錄片,曾拍攝《有一天》、《親愛的奶奶》、《10+10》、《志氣》、《書店的影像詩》等,擅長以光影為影像帶來驚喜。
為何會讀電影系?如何走上攝影師之路?
馬華的啟蒙電影是《悲情城市》。因為小時候媽媽沒時間陪伴,就把他丟到電影院,馬華因此進入電影的世界。一次他在電影院看完《悲情城市》出來,非常驚訝,因為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他看不懂的,「但我真的看不懂《悲情城市》」。
前前後後共看了七次,馬華甚至還去買了電影書來看。他說直到第七次去看,他才覺得他看懂了,「但其實我只看得懂一顆鏡頭,就是那顆拖出去三個人,蹦蹦蹦三聲。」。
「我才知道原來電影可以這樣拍!」
馬華驚嘆那顆鏡頭一滴血都沒有,但是卻帶給他無限的震憾。幼年的電影院薰陶,也讓馬華從此立志走上影視這條路。高中時馬華就鎖定影視相關的私立大學,但卻直到填志願的當下才發現「原來也有國立大學設有電影系」的,便立刻選擇了台藝大。
馬華說雖然自己高中時就有在玩相機,當時其實不知道攝影是什麼,但就喜歡拍東西。進入台藝大後,馬華大一時就被學長找去當攝助。那是一部學長自編自導自拍自演的戲,第一場戲學長叫馬華「幫忙看一下」,就這樣幫忙看著看著就拍完了。
「從此全電影系都以為我是攝影師,但其實我到大四都還不會換片!」馬華笑說自己是到大四時為了幫黃玉珊老師當攝助,才偷偷摸摸跑去系辦學換片。
雖然從大一就開始做攝影師的工作,馬華原先心懷的夢想仍是當導演。「
我進台藝的目標就是要當導演,每一次當導演都很認真在拍。」,除此之外,馬華也擔任過剪接的工作,但後來馬華卻認為自己並不適合當導演,也不適合當剪接,因為當遇到客戶要求要改時,「我就會翻桌」,反而,馬華發現了當攝影的「可能性」。
馬華與侯季然,「有個性」的絕配搭擋
在侯季然眼中,馬華的確是個「很不一樣」的攝影師。
當時侯季然正在執行一項公視的流行音樂紀錄片專案,主要是訪談台灣流行音樂史上許多重要的音樂人,是一部描繪當代流行音樂的紀錄片。製作人介紹馬華給侯季然:「我認識一個攝影你們會很合,你不要看他那個樣子,他讀很多書。」,於是兩人開始合作這項專案,馬華也讓侯季然非常驚艷。
「在跟馬華合作前,我跟很多攝影師都有合作,但通常都是我說什麼攝影就做什麼,但是馬華很不一樣。馬華的鏡頭是有在移動的,不是就架在那邊。他是有在聽訪談,隨著訪談內容在調整的,有時候還移到旁面的花還是什麼,又移回來。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攝影師很好,果然有讀過書。」
兩人結緣於此,之後更有多次合作,包含《有一天》、《台北工廠II》系列中的《戰慄》、紀錄片《書店裡的影像詩》等。馬華擅長利用自然光,也因此傾向避免過度的補光;而侯季然執著於「感覺對了」的瞬間,不喜歡依賴分鏡。兩人都算是「有個性」,卻恰好可以互相角力、互補互助。
拍攝《有一天》時,由於時間相當緊湊,加上遇到八八風災,僅有13天的拍攝期。馬華形容當時自己很擔心,經常追在侯季然背後說「你真的不再多拍幾個鏡頭嗎?」、「你這樣後面會很難剪,我們還有時間、我們還有燈光,你真的不再多拍幾個鏡頭嗎?」
不過侯季然表示,「時間」是當時最大的考量。因為太多東西是要在短時間內完成,雖然原先有畫分鏡,但最後根據現場狀況或是演員的情況,因而改為一鏡到底或是縮減鏡頭。
在極短的時間內,也是攝影師與光線的賽跑。馬華談到《有一天》中,某一個重要的男主角場景必須在上午拍,女主角則要在下午拍,「每一場戲都有算時間,要去算太陽的角度,過了那個時間就沒有了」。加上沒有其他資源來加強燈光,馬華只能加緊腳步跟太陽賽跑。
給我燈控!光影的執著及挑戰
馬華與侯季然多次搭配累積出的默契,也讓他們可以互相吐槽。馬華笑稱侯季然不喜歡照分鏡拍戲,侯季然則直接爆料,著重光影的馬華,其實常常跟燈光師吵架。對於這點,馬華則解釋,在好萊塢的產業配置中,其實燈光是納入到攝影組裡頭的,「我就是很喜歡控燈,但是台灣是將燈光組特別獨立出來。」。
因此,馬華難免與燈光師有不同的意見。馬華笑說有一次經驗是,與劇組的燈光師有點不合,甚至在拍完第一顆鏡頭後,發現自己連反光板都拿不到,無法控制燈光。最後馬華決定「說服」導演拍一鏡到底,就看不出燈控了。
後來這部片拿去參展,評審之一是攝影大師李屏賓。李屏賓看完影片忍不住跟導演講說:「告訴攝影師不要為了攝影機運動而犧牲那麼多燈光呀。」,馬華後來聽聞這件事,大笑說以賓哥的輩份,是無法理解基層攝影師所面對的苦呀。
雖然講起與燈光師的衝突是笑中帶淚,但當問起馬華比較喜歡「有充足燈光選擇」還是「有限制的時候」,馬華毫不猶豫地說:「我喜歡沒有燈的時候。」
「當資源夠的時候,你的想像力會沒有辦法發揮。但是當沒有燈的時候,你就會發揮,有些東西就會被逼出來。條件夠的時候,反而就會是正常的樣子。」
當特效出現,攝影是否有所改變?
如今有許多電影嘗試特效,這對於攝影工作又有什麼樣的衝擊呢?馬華認為特效與攝影運作並不衝突:「攝影機拍的東西都是raw檔,就像是影片一樣,就是一個調光的參數而已。差別是在於,我比較傾向在現場時,就要做到我想像的樣子。《顫慄》時,反差都調非常大,其實過去沒有調光調到那麼細,但我會做一個大概出來。但你如果現場沒有做,你很難知道你螢幕要調多少。」
馬華說自己沒有辦法接受monitor上和最後的影像不同,所以必須盡力在現場做到最接近的樣子,而不是有了特效就放棄了堅持。
不過馬華也提醒,雖然他自己本身也非常享受不照分鏡拍、感受現場化學反應的創作方式,但當有特效時,如果不照分鏡拍,就會有意外。
「像去年我拍《切小金家的旅館》,想動攝影機時,就會看一下旁邊的特效,然後他瞪我,我就又退回去。」
他也不諱言拍《切小金家的旅館》時的「意外」。由於當時沒有討論好光圈,拍到第三天才發現兩邊的認知不同。因為特效跟「景深」有相當大的關聯,所以全部要重新調整。
「這我也有責任,我沒有先check,像是劇情裡面有手電筒有燭光,所以我就光圈全開。但我當時沒有想到我還有特效,這部片子有一半以上幾乎都要合成。」
馬華與學生導演,激盪出絕妙鏡頭
馬華謙稱自己是基層攝影師,但其累積的經驗與作品,已然是非常出色的中生代攝影師。對於當時柯汶利的《自由人》邀約,馬華並不因為是學生製片而拒絕,而是認真地去讀它的故事。
「雖然是學生製片,我接不接還是以劇本為主,我會盡量不要用專業的態度去誘發影像出來,我會盡量『像在讀小說』那樣,如果有影像,那就讓它出來。我一開始決定的關鍵就是故事,當然也會考慮一下導演」
「我自己會答應《自由人》這個案子,100%是因為故事。我本來就在思考,國家機器應不應該去殺人,這個劇本又有討論到這個故事。」
而《自由人》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莫過於餐桌前的360度鏡頭。這樣的設定其實並不在原先的分鏡中,而是導演柯汶利的突發奇想。一開始馬華是認為這個想法不可行的,但他還是配合導演拍了這個鏡頭。
「我覺得馬華哥有一個很棒的一點,不會因為我是學生,還是很尊重我。後來拍第一顆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很好,就有點縮。」,柯汶利形容當時的情境。
馬華倒是承認他原本只是想要讓柯汶利知難而退:「因為整部片都沒有360度這種東西,我就花了10分鐘說服導演趕快拍分鏡,結果還是說服不了,就還是拍。我那時候想的是趕快把這個360度執行出來,想說導演就會知難而退。沒想到看回放之後,我們其他人都覺得喜歡,只有這個自己說要拍的人說很奇怪。」
「當下看回放,就知道這是整部片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要有一個『莫名其妙的鏡頭』,才能襯托出這段劇情。如果還是照一般的分鏡,演員表現得再好,沒有技術上的一種莫名其妙,沒辦法表現得出來。拍出來之後就知道,對!就是這個氛圍!」
馬華笑說全臺灣90%的攝影師不會拍這顆鏡頭,但導演說要,他還是乖乖拍。
「我不是一個很強勢的攝影師說實話,我大概只能強勢15分鐘。我如果覺得不行,我大概會給導演15分鐘試試看。對我來說,攝影還是專注在影像上的東西,我跟美術的討論,沒有像導演那麼密切,跟演員也沒有那麼密切。」
馬華重視攝影師的角色與職責,在攝影師與導演之間的互動中,在對光影的執著中,他有所為也有所不為。不變的堅持則是,把握攝影師的彈性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