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功課|蕭雅全:短片沒有標準答案,但「Director」應該是方向的給予者


導演功課|蕭雅全:短片沒有標準答案,但「Director」應該是方向的給予者

「我當初會很直覺地寫出『方向的給予者』,是因為在我的工作中,無論是攝影、美術,都會說導演聽不到他們的想法;當我聽到的時候,通常也不是在罵我,而是在罵別的導演,被罵的內容很大一塊是導演不知道自己要什麼,把工作人員忙得雞飛狗跳,將帥無能累死大家。所以想來聊一聊當導演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指令,是方向的給予者。」

導演蕭雅全從1988年就踏上了影像創作之路,一開始他多拍攝創作短片,直到1994年開始拍廣告,2000年完成首部電影《命帶追逐》,相隔十年推出第二部長片作品《第36個故事》,近年來大家比較熟悉的則是2018年的第三部作品《范保德》。從短片、長片到廣告,豐富的經驗磨出了蕭雅全對於影像創作的思考。本場講座由蕭雅全帶來四部作品,並分享從中獲得對於創作的深思與體會。


短片的意義:不同的故事用不同的規格去說

縱使已經累積不少廣告及三部長片作品,在蕭雅全心中,他的影像起步——短片——仍具有特殊地位。

「我真心認為短片是一個很特別的品類,顯然說出了一種可能,也就是當不被商業規格給綑綁的時候,影像有什麼可能性。」

「我也想問你們,為什麼要拍短片?為什麼是23分鐘?為什麼是這個故事?如果是說因為沒有錢拍長的啊,這是一個非常侮辱的答案。總不能跟女友說,因為我沒辦法跟她在一起,所以才跟妳在一起,不是吧!是因為妳,就是獨一無二的。」

蕭雅全以小說來比喻,長片或短片的類型,其實就像是長篇小說、中篇小說與極短篇小說,並不是因為長度來作為優劣的標準,而是去思考「適合說什麼故事」、「這個故事適合怎麼說」,內容和規格互為因果。他也提到,許多人製作短片時仍有追求預算的迷思,但蕭雅全認為相較於長片必須考量商業放映及規格,短片是更自由、沒有一定該怎麼做的,因此他鼓勵正在短片階段的創作者,可以更大膽。

他以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就讀紐約大學時所製作的短片作品《剃鬍記》(The Big Shave, 1967)為例,短短六分鐘的影片,看到一個男人剃鬍剃到血流如注而死,原本不能理解這部短片想要說什麼,後來才知道是在影射越戰對於美國的影響。《剃鬍記》內容簡單成本也低,蕭雅全表示,這部作品顯示了創作時要有的「想法」——好的作品,尤其是在年輕的時候,就是證明想法,開發想法,不怕失敗去表達想法。

「殘忍一點說,你花四十萬把畫質弄很好,結果還是被更便宜的片子打敗。」預算是任何類型的片子都需要顧慮的,而符合影展或任何平台的規格,則能讓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蕭雅全覺得這些考量都是合理的,但不能只為了輔導金而被某種特定規格綑綁。

他希望作為一個導演,必須更有自覺、更有破壞力、更有挑戰既有規格的決心跟企圖。

「我廣告拍了25年,我每天都在面對這種事情,我得跟各位說,就算是這種商業的東西,都是來自『破壞性』的。你非常地乖巧,商業會看不起你。事實上你要非常有創造力,你才能為你自己或心愛的東西開創出更多的可能。」


商業與創作能否平衡?《赴》與《返》的經驗

所謂在商業的創造力,或是打破規格的破壞性,也許可以用蕭雅全帶來的短片作品《赴》、《返》來詮釋。這兩部都不超過四分鐘的短片,可視為同一概念的兩面。《赴》是一位女子接到電話,開始欣喜地一邊赴約,一邊妝扮自己;《返》則是女子接到電話後,開始一邊趕路,一邊卸下妝容。

《赴》與《返》原先是一個商業的委託案,中國的女性雜誌「悅己SELF」希望能在廣告溝通上有所突破,改變太過於知性的形象,要讓大眾知道這本雜誌是會提供化妝品資訊的,加強雜誌與化妝品廣告主之間的關聯性。

「這本來是一個商業委託,但我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我當作是一個創作。」

蕭雅全與客戶商量,總預算約40多萬台幣,蕭雅全答應了,不過條件是對方不能管要拍什麼,若客戶要介入則需提高預算。原先客戶並沒有要求要拍兩支短片,但蕭雅全寫了一個化妝與一個卸妝的腳本,動機都是為了愛人,於是就這樣拍成《赴》與《返》,這是商業委託,但也可視為兩支互文的創作短片。

「所以我一直強調想法很重要,想法最貴也最便宜。」談到商業必然關於錢,但蕭雅全對錢的概念並不是越多越好,他甚至會跟客戶說重點不在錢,而是在內容——「就是多少錢,理論上都能拍片,重點在內容,內容必須是合理跟對稱。錢跟內容是極度重要的觀點,你應該要有這種意識:錢不多,你就該要展現你的腦袋。別在錢不多的時候,想做很多勉強的事,會顯得很捉襟見肘。」

「我拍了二十幾年廣告每天都在搞這件事,我正在做所謂的商業技能的委託,我只是在扮演這個角色。可是,即使是這樣,創作這件事情,我沒有誤會,我沒有把這兩件事放在一塊,創作是屬於我的種種、我的需求。假如各位有創作的企圖或需求,我的建議是,各位需要先解決依賴固定規格的慣性。」

雖說是創作,但蕭雅全也點出廣告起頭都是有特殊任務。《赴》《返》完成後,他會去想問題有解決嗎?並不是交片、收了錢就結束了,而是好奇問題有沒有解決。當聽到問題有解決,會覺得得意;而如果聽到問題沒有解決甚至更糟,即使有收到錢,還是會落寞。


創作與表現方式:《地圖》的技巧

講座中蕭雅全帶來的第三部短片是《地圖》,這部片其實是一個朋友間互利共生而誕生的作品。當時蕭雅全的好友雷光夏要發專輯、拍MV,但沒有太多錢,於是蕭雅全寫了一個故事,拍成短片,讓雷光夏可以將這支短片破碎化地剪成一支MV。

《地圖》想要說的是愛情裡的模仿,蕭雅全說每次重看這部短片就覺得可惜,因為有些地方並沒有表達得很好。

「正因為我要說模仿,正因為這個題目,我可以透過重複的鏡位跟模仿,例如男人起床撞到瓶子,女人也撞到瓶子。我做了一些,但我做得不夠好。這可以用得更徹底,不是為了用而用,而是為了服務我想說的主題,我說故事的方法可以更聰明跟狡猾一點。」

他提到過去曾跟候孝賢導演合作,侯導曾跟蕭雅全說,要討論的不是what,是how,「如何做」遠困難過「做什麼」。蕭雅全直言,他不贊成要讓表達方式勝過內容本身,但是要「平起平坐」,對的內容要用對的方式表達。當影像作品呈現在觀眾面前,他形容,這就像是魔術師在台上變魔術,手法必須有魅力,讓看的人能被影響,讓看的人的情緒能被帶動。劇本還只是文字,很棒的劇本要如何變成影像,這就是表現方式的重要之處。


時代與創作:《摃在那兒》保留下的時代

至於蕭雅全帶來的最後一部短片《摃在那兒》,用一對男女在車上吵架吵到拿出槍來的情節,來比喻1995年的台海危機。蕭雅全回想,那個時期台灣解嚴沒多久,有許多價值觀崩潰重建,對他來說是一個有很多想法啟蒙的時代,對於政治的話題有非常多敏感以及想表達的企圖。現在回頭看這部片,保留了那個年代的氛圍,也保留了那個時期蕭雅全的思想。

「創作時你如何選主題,從你的感受、經驗、迷惑、心得,去尋找主題。特定時代的特定存在,特定地區的特定存在,特定時代的特殊性,以及不要被這個特殊性給侷限。每個創作者都在夢想這件事,希望可以跟五百年後的人對話,但你又必須與一個同一時期但不同地區的,例如印度的作家有所對話。」

雖說是對於當時台海危機的思考,然而《摃在那兒》的畫面並不直接指涉政治,而是透過比喻來轉換。

「我覺得轉換是重要的,是有趣的。轉換就是你要說A的時候不說A,因為不夠美。想像一下A的本質是什麼,你要用什麼來說它,你可以用B,可能是一個類比,比如你要說C,只說了ABD,諸如種種,是說故事上的技巧跟種種努力跟嘗試。我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這種說故事的方式。」

若說是因為憤怒或疑惑而拍出了《摃在那兒》,那拍完後,蕭雅全的憤怒就因此解決了嗎?蕭雅全拉出一個旁觀者的視角來看這部片,他認為創作者對於政治並不打算沈默,但也不是知識份子,沒辦法寫論文來說什麼,於是透過放炮、諷刺、自嘲來表達意見。對蕭雅全而言,這部片就算沒有真的對政治、社會達到實質的改變,但重點是「他可以對這件事發言並且真的發言了」。隱形的影響是這讓他在往後有持續關注政治的熱情,是一連串成長的過程,做到有一天覺得政治這個題目不適合自己才停止。

《摃在那兒》引發了現場學員的討論,尤其是對於時代的疑惑,在當代科技與政治發展上,似乎難以再拍出這樣的作品。對此,蕭雅全指出「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要面對的問題」,他問過自己,他的這個時代以及他的上一代,極盡努力希望走向民主化、走向多元,到底有沒有意義?

「我現在作為一個父親,我有一個小孩,尤其是我的上一代,感謝他們脫離制約的社會——我認為是的,我真心慶幸我們的國家這麼地走過來,於是,我真心認為你們的處境比我們好,你們的成就會比我高。」

蕭雅全認為,現在的年輕創作者確實面對分眾化市場、科技制約等困難,但比起他那個相較之下扁平化的世代——寫考卷、固定量產、格式化——現在這個世代應該是更豐富、更多起伏的世代,這也是上個世代努力要前往的方向。

「別擔心,別質疑,別覺得怎麼比不贏我們,這樣的質疑會讓這些努力都被白費,這對我們這代是很大的打擊。我相信你們的困境不會比我們少,這是每個世代都要遇到的問題,但是困境的內容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個時代,極度簡化來講,可能是安分守紀或是非常憤怒,這種關係並不是非常健康跟長久的,沒道理到今天還是這樣。你剛剛看到的《摃在那兒》也許有趣,但是來自於憤怒,當你這個時代沒有這個憤怒,不會做出這樣的東西。你要問的是,你們這個世代多出了什麼?」

他補充,像是愛情、性別、家庭、環保,他看到年輕創作者談到的問題,都跟上個時代很不一樣。「不可能這個世代沒有遇到問題,每個世代都有,但是你們問題的立足點,絕對比我們更好。」


自由時代,方向的給予者

從《赴》、《返》、《地圖》到《摃在那兒》,可以看到蕭雅全四部短片作品在不同的環境資源或限制下,所生出完全不同樣貌的創作。他再次強調短片的自由性,雖然長片和短片他都以創作的心情看,但當長片用創作的心情看,商業的處罰就會非常大。「我不知道下一部長片還有沒有辦法這麼做,因為商業性質非常真切,但短片對我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樂趣,那就完全找不到動力了。」

而作為一個導演,在這樣能夠自由創作的狀態中,蕭雅全認為導演必須要學習「把方向描繪出來」。

「事實上你是擅長給予方向,而不是箝制他人創作的導演的話,你常常有可能跟最好的人合作。如果你學習給予你的團隊好的方向,你常常有機會跟最好的人,跟高手合作。如果你常常跟聽話的人合作,對你不見得有利。要學會的是說,在一堆高手之間你要扮演什麼角色?他們期望你扮演什麼角色?你的題目從哪裡來的?所以要往哪裡去?推動一切的是這個。你的攝影師不承擔這件事情的壓力,於是你要告訴他們方向。」

「你還要讓你的那些高手們每個都發揮得很好。我最得意的事情永遠都是,聽到我的工作人員說,他最好的片是跟我一起拍出來的,那個事情真的是會讓我非常非常驕傲。」

蕭雅全鼓勵這個時代創作者從關心的議題出發,不過他也坦言,近年來多次被問及「這部片跟什麼議題有關」,因為與議題綁在一起是有助於觀眾理解、有助於行銷的。蕭雅全說他總想起更古典的時代,常常有的一種心情是因為某個下午、某個情感,而決定做這部片,那也是一種方向。

最後,蕭雅全也以大學讀美術系時,與老師的對話,來作為對年輕創作者的鼓勵。他說當時老師問他畢業後還會不會繼續畫畫,他說他想做電影,老師說電影很好,他回答說電影不那麼純粹,比起畫畫只需要一個人一枝筆一張布,電影牽扯的人事物是很複雜、不純粹的,難度很高。

「沒有事情沒有限制,即使繪畫也有限制,那隻筆跟布有對稱的限制,各行各業都有它的限制。跳開來看,很公平。」當時老師的回應蕭雅全一直擺在心中,也成為他走向影像的安慰與勇氣。或許會有很多的限制與難關,但作為一個方向的給予者,在與現實拔河後仍要往自己的方向去。





張貼日期:2020/07/27
更新日期:202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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