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片就是打雜？工作包山包海全都包製片，難免會讓人有「打雜」的迷思。如果想要了解製片工作時的實際思考，比起長片龐雜浩大的編制，短片的規模可以讓人一窺製片工作的面貌。本場短片實驗室講座邀請林香伶、徐國倫分享他們的短片製片作品《高山上的茶園》以及《Z046》，並由從2003年就開始製片生涯，製作過《十七歲的天空》、《露西》（Lucy）以及《返校》的知名監製李耀華來梳理製片Know How。
而對於「製片就是打雜」的大哉問，三位製片倒是有一個豁達的命題：對，你就是要有能力打雜！
《高山上的茶園》：打破國界與海拔的超級任務
拿下2018金穗獎最佳劇情片、2018金鐘獎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編劇獎的《高山上的茶園》，由曾英庭執導，製片則是林香伶，以短片而言算是風風光光。片中講述在台灣一處高山茶園，五名從泰國、越南的逃逸移工躲藏於此，在茶園中非法打工，互助互信。其中一名移工攢夠薪水，計畫要回國，卻在餞別派對後猝死，其餘的人將其埋葬後，卻發現死者原本要帶回家鄉的錢全部不見了。
《高山上的茶園》的預算加上短輔約250萬，而對製片而言，這部片有兩個最大的難題：移工與高山。
移工角色意味著要找到泰國及越南的演員，林香伶回憶，片中的女主角其實是之前同樣是跟曾英庭導演合作，拍《椰仔》的時候找到的，而另一位泰國演員則是請女主角幫忙找有沒有適合的泰國演員，結果女主角在臉書上發文，立刻吸引了很多演員，最後找到的是一名男大生，他甚至不太知道台灣在哪裡，只知道侯孝賢。
越南演員的部分，林香伶原本找了越南的經紀公司，原先設定要黝黑的外型，怎料經紀公司推薦的人選膚色越來越白。最後是透過請在台灣唸書的越南電影系學生協助牽線，找到了越南籍的武打電影演員。也因為演員難尋，在確定人選後，林香伶也根據演員的中文能力，降低了一些角色的中文台詞量。
「找演員，不是每天在找，而是每天在想要怎麼找。」
作為製片，林香伶是在前置期確認拿到短片輔導金時，就開始思考要怎麼找演員。而拍過幾部以外籍移工為主題的作品，她找起外籍演員都是用盡全力，像《椰仔》還一度請老師幫忙寫信詢問泰國導演阿比查邦。
至於高山茶園這個場景，剛開始也是讓林香伶傷透腦筋。
「這個景不是製片組找的，而是副導有認識茶園農會的人，我請他介紹我們台灣到底有多少茶園，哪些是隸屬海拔較高的？就發現其實沒有太多的點可以去。就請副導先幫我去看這些地方，後來我想很不對，覺得我也要逼導演去。當然在過程中會有新的意外，像是跟農民聊天，他可能會介紹我們其他景，這些景可能就有逃跑移工，結果隔天茶園老闆打給我們說是不是我們去通報。」
雖然成功把導演推去確認場景，但林香伶也深知導演的個性：「我就跟副導說，我給你一些錢，導演第一天看完第一個景，他就會說他要回來，但不行你要逼他，至少要看三天，可能一天至少給我三次回報。導演看了以後覺得沒有太多選擇，還抱怨說他第一個看的是最ok的。請他們看完跟我們回報，可能最後會有三個場地選擇，我們再去二勘。這樣的運作下，導演會最清楚場景，同時也節省大家的預算。」
考量到高山的移動並不便利，也需要一定人力，《高山上的茶園》劇組人員約有二十人，每天爬山40分鐘到工寮場地，也互相幫忙扛便當、單軌燈。「他們拍完之後大概可以從每天40分鐘變成20分鐘的路程」，林香伶笑說，後來拍片拍到跟當地的外籍勞工很熟，還會協助劇組將器材送到山上。在器材方面，鏡頭的選擇並沒有因為移動的困難而有割捨，但燈光礙於電力問題，就必須要有所選擇。
《Z046》：尺度大膽至今不悔的瘋狂嘗試
《Z046》是2009年東京短片影展的最佳短片，由許富翔擔任導演、徐國倫擔任製片。劇情以「Z046」旅館為中心，旅館中有意圖抓姦的中年男子、一對偷情女、一對女同性戀情侶以及一組A片劇組，在同一個夜晚，四條故事線交纏在一起。談到這部在敘事、角色、風格甚至尺度，都算是非常大膽的《Z046》，徐國倫表示當時有種初生之犢不畏虎，反而沒有包袱，思考得越少反而越單純，越展現出了表達的純粹。
「當時看很自然，現在看覺得尺度稍大，好像近年對於尺度的包袱更重，當時完全沒有感覺到尺度的問題。就借一個旅館拍片，就會有人拍A片啊，就會有人上床啊，找景時，就很老實跟人家說。那個旅館在板橋，現在已經倒了，在地理位置和風格上都很符合要求。」
徐國倫提到，印象中《Z046》大約花了80萬，拍了四天。「我當時在廣告公司當製片助理，許富翔問我能不能幫他這部片做製片，其實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做什麼，就是幹了。」導演許富翔是徐國倫的大學學長，這部片就是當時找學長姊、學弟妹、朋友一起完成的。
眼尖的觀眾或許會發現飾演女高中生的是簡嫚書，當時她還在北藝大念書；還有邱凱偉也在片中軋了一角。「那時候會在周遭找有演員經驗的朋友們，他們當時對於尺度毫無異議，因為當時都在渴望著表演的可能。」於是幾乎整組演員都是學長姊學弟妹，還有廣告圈的朋友們組成的。徐國倫表示，像是飾演A片男星的演員，其實是學長，原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尺度這麼大，但到了現場也沒有推託。
《Z046》風格有點類似黑色喜劇，徐國倫說，當初認識許富翔時，對方蠻擅長處理黑色喜劇的題材，初期創作就會以這樣的類型來表達。從取名上來看，《Z046》顯然是在致敬王家衛的《2046》。
「那時候看劇本，可能因為認識有一點默契基礎，我就知道他要做什麼。覺得這樣很帥啊！沒有多思考什麼。但現在我感受到，其實這不是玩笑，而是『表達』，『表達』這個東西要很純粹。現在做製片，針對案型不同，有不同的主軸與人物方向，《Z046》沒有，它想要致敬，在同樣場景去翻玩、顛覆它。」
徐國倫表示，《Z046》的表演方式，完全照著劇本的安排走，這樣的表演與呈現強調「對點」跟節奏， 而風格從劇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回頭看這部2009年拍攝、也是徐國倫的第二部製片作品，他認為雖然會覺得很害羞，因為裡面有技術上的瑕疵，但還是覺得這部片很生猛。
他認為從短片開始，比較能表達一種「初衷」。相隔十年，徐國倫在2019年拍了同樣黑色喜劇風格的《江湖無難事》，他笑說：「也許在我心裡，完全沒變過。」
場景組的意義：找到這個地方，就可能決定了整部片的樣子
無論是《高山上的茶園》營造出雲霧繚繞、遠離人煙的化外之地，或是《Z046》奇幻誇大仍保有寫實的神秘旅館，「場景」彷彿一位隱藏其中卻又無所不在的角色，為整部戲定調。
林香伶就認為，「場景組」是製片最可以表現創意的部分——從場景開始，整部片的調性、世界觀、美術就此建立，也因此製片與場景是最早加入劇組工作的。場景組最讓林香伶佩服的是創新與創造性，這還牽涉到場景組是如何「解讀劇本」。
她之前製作《最後的詩句》，片中的涵洞總共出現三次，但情境皆不相同，此時場景組必須解讀劇本：是要買槍的涵洞？還是殺人的涵洞？再從資料庫中找出適合的地點。另外，場景組還要判斷找出新的景，或是其他的可能。林香伶提到《最後的詩句》有一個涵洞的場景，其實不是在涵洞拍的，而是場景組找到了分洪道。她覺得那裡的回音很適合殺人的情境，「大家一看就是中了，也幫忙營造那個故事情境，所以場景組其實是創造力跟創新力。」
李耀華也補充，當初在找《返校》的翠華中學的廢校場景時，場景組主動要求發空拍機，來綜觀學校的全面。耀華姐說自己本來不太理解這樣的需求，沒想到後來在《返校》中的第一個鏡頭，就是一個綜覽的空景，當初的勘景完全派上用場。所以李耀華同意創意、創新的想法，是場景組的必備技能，同時還具備美感以及與人為善的協調能力。
徐國倫則表示自己一入行就是勘景出身，他說找景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悶，漫無目的沒有方向，但他當時找到一個「場景組的意義」，那就是——「我找到的這個地方，可能就會決定整個劇的樣子」，於是開始對勘景、對所拍出來的場景照有一絲的成就感。
「喜好很重要，你喜歡這個東西，你開始對於你的東西被買單，跟它被呈現出來，有一種驕傲感。」
還有一個例子是徐國倫擔任《危險心靈》的製片，也要找景勘景：「我本來不會開車，有一天被逼出來，去找圖書館。易導問我為什麼找這個景、可以做什麼，我說主角可以跟爸爸在這邊說話，易導說ok。這是因為我對場景有想像，我了解劇本 ，看一個場景的觀點跟sense很重要。你要找家，就去把家勘回來，你可以把事情給創作者去面對，你為什麼找這個廁所？你有想法的當下，你就會思考：我為什麼選這裡？戲在哪裡發生？你找到對的方式去了解劇本的需求是什麼。」
另外，徐國倫表示找景是一個能力，presentation則是另一個場景組的重要能力。「明明找得很好，但presentation的結果好像不值得看，十個人坐下來要聽你講話時就不知道要怎麼講。對那個地方沒有愛的話，要主創愛上有點難，但這個是要訓練的。」
所以我說那個製片組：能屈能伸，所有人都是你甜蜜的負擔
從徐國倫和林香伶分享的製片經驗中，可以看到製片所要承擔的三大範圍——人、錢、場地。而「人」，或許是製片所要面對的龐雜事務中，最需費心、也是最甜蜜的負擔。林香伶形容跟導演簽約「就像簽結婚證書」，所以一定要先衡量雙方是不是能一起合作。若在合作中，將導演設想成是「伴侶」，或許也能更有同理心的去面對合作時的爭執，是為了做作品而吵架，並不是想要傷害任何人，更不是製片想要在導演之上。
李耀華也認同合作就像交往和結婚，製片要先花一些時間跟導演相處：「有時間可以一起去吃個飯、聊一聊，你看了什麼我看了什麼，聊跟劇本沒有關係，去觀察我們的溝通有沒有效。我會花一些時間，當然對方要願意。」
合作時就可以依據對導演的認識，依照導演的個性來決定如何相處。「每個導演個性不一樣，有的導演比較任性比較霸道。你就要決定你要不要吃他的排頭，看他的才華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李耀華表示自己的個性比較退，如果遇到個性比較強烈的導演，會讓導演盡量表現。
然而與導演的相處，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成品。李耀華認為，無論與導演是什麼樣的合作關係，製片一定要讓導演可以接受最後的成品。「我覺得再累、再爆炸，當你就是要看到這個結果時，就會覺得我要去完成。」「這個世界，片子壞掉都是導演的錯，所以在這個體諒上面，我會接受導演的霸道。」
徐國倫最常遇到的倒不是霸道，而是拍第一部片的導演，因此需要跟導演一起成長。
「江金霖《等一個人咖啡》跟馬志翔《KANO》 遇到同一個問題，就是有一個很強大的監製，監製前面有很強的作品，這是掛監製後的重要作品。所以導演壓力很大，他們想要證明自己，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個東西沒有錯，但衝到前頭時，蒙蔽了他們的一些判斷。重點是你要發現這件事情，要如何去引導他們——你要拍出一個好作品，而不是你要超越誰。在《KANO》時我沒有表達這個想法，《等一個人咖啡》就有約出導演來講這個問題。」
徐國倫補充，他認為幫助導演之前，製片可以先精進自己。「我們也曾經跟導演是一起成長的，同理了他的狀態之後，你們是同步的。預算還是很重要，但跟夥伴之間，不要讓信任感跑掉，跑掉之後後面很多事情都很難解決。」
而這也不只是跟導演，因為所有的人都跟製片組有關。徐國倫指出，所有組的事情都是製片組的事情「沒有你跟導演組抱怨美術組，你要想的是我的導演組被懷疑，我的技術組被罵，以這樣的心態 ，就會讓整個組一起走。」
對於製片這個角色，李耀華下了一個結論：
「大部分的時候製片要幹嘛你真的講不清楚，什麼事情都跟你有關，時間檔期怎麼樣變化跟你有關，道具不見了跟你有關。你會以為下面好像有分組，結果副導排了怎麼樣跟你有關，美術進場來不及撤跟你有關。我們製片就是第一個進這個案子，最後一個走。」
對製片組來說，所有人都是製片組要負責的人，所有人都是製片組甜蜜的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