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片有時是一種概念的呈現，有時是一種規範的實踐。格式可以很工整，有可以遠超你想像的狂野。」
短片實驗室歷來邀請劇組各項職位的工作者，分享其拍片的經驗，包含長片及短片。不過作為短片實驗室，仍要聚焦「短片」的特殊之處——因此本場講座邀請影評人兼前高雄電影節短片策展人鄭秉泓，來談短片的意義。透過在國際各大影展所接觸到的短片作品，來討論短片在當代的功用、突破，還有難以被取代的特殊性，以及台灣近年短片的發展脈絡。
短片是對於當下的回應：《Visit》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對各國、各項產業都造成衝擊。以影視產業而言，電影院關閉、劇組停拍、院線片改為串流上映、影展取消等，一環扣一環相互影響，讓影視從業人員面臨極大挑戰。此時希臘塞薩洛尼基國際影展（Thessaloniki）的藝術總監Orestis Andreadakis受《空間物種：一部空間使用者的日誌》一書啟發，決定以「空間」為主題，聚焦在新冠疫情之下的隔離生活，進行短片拍攝的計劃。該計劃邀請來自全球多位導演創作，每部片長3分鐘左右，必須全部在室內空間完成。
鄭秉泓介紹由賈樟柯指導的《Visit》（2020），他形容賈樟柯的作品十分「狡詐」——「自從《天注定》不能在中國上映後，賈樟柯在進行他的社會批判時更為謹慎，以更開放性但不說破的曖昧隱喻方式來反映現實。你如果作為一個導演，不反映現實，那不就是一直在為政權說話？」
《Visit》所談的是個人如何對抗集體，最後一個畫面（引用自《山河故人》片段）才讓人恍然大悟，點出片子的主題。鄭秉泓也說，過去在做策展時，因為報名影片繁多，必須與同仁分擔進行初篩，大量看片的結果就是有些作品無法細看，有時片頭和片尾便是決勝負的關鍵，而賈樟柯這部《Visit》的最後一個畫面，是一眼看到就想讓它入圍的作品 。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逼自己去創作的方式。因為疫情，大部分導演都在自己家裡拍，蠻多導演都回歸最基本的，可能用手機拍，沒辦法用太多後製，有點回歸逗馬宣言。所有的限制，就是你去討論影像的本質。」綜觀此計畫的作品，鄭秉泓認為雖然創作環境受疫情的影響，但這樣的限制也激發了另一種創作脈絡。
短片是以創意重構歷史：《With a little Patience》
昆丁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擅長以電影去重構歷史，例如在《從前，有個好萊塢》（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2019）片中，就用不同的敘事角度去看1969年好萊塢所發生的悲劇，並試圖給予新的、幻想的、只存在在影像中的結局。但不只長片，短片同樣擁有力量以創意去重構歷史。事實上短片具有更強的機動性，能夠為時代的當下做註解，成為一種歷史標記。
鄭秉泓舉《With a little Patience》為例，這是《索爾之子》（Son of Saul, 2015）和《日暮》（Sunset, 2018）的導演Laszlo Nemes 所拍的短片，主角是納粹辦公室的一個女生，從小人物去看大歷史。而片中所呈現的是類似漢娜鄂蘭的概念——平庸的邪惡，凸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聯。而在《With a little Patience》這部短片，就透過最後一幕窗裡／窗外的音樂去凸顯出這一層含義。
短片的寓言性：《變狐記》、《Battle》、《延邊少年》
短片可以用新的角度側寫宏大的歷史或當代社會，同時也是捕捉社會上不同群體、各個小人物的故事，並運用創意去將故事推到預言性，其中充滿暗示與指涉。
《變狐記》講述一對郊區夫妻的相處，以及妻子一日在院子遇到狐狸、甚至漸漸與狐狸同行的過程。鄭秉泓覺得《變狐記》像是週五週六深夜時段會播的短片，充滿大衛林區（David Lynch）《藍絲絨》裡頭中產階級郊區白人的焦慮感——表面上光鮮亮麗，實際裡面已經壞掉了。鄭秉泓認為這部片用看似稀鬆平常的生活片段，從中歷練出一種恐怖感，並利用「變狐」這件事來講夫妻關係，也有點日本導演清水崇的調調。而這樣的概念在好幾年後終於發展出導演的下一部長片《超完美社區》（Vivarium, 2020）。
接下來兩部短片都是出自中國導演。《Battle》當年入圍克萊蒙費宏影展，導演文牧野後來以《我不是藥神》聲名大噪。而《Battle》講述一名中國的少數民族青年在城市打工，一晚遇到父親臨時來訪所發生的故事。另一部來自中國導演魏書鈞的《延邊少年》，則是透過吉林朝鮮族青年跨國打工的故事，來呈現少年心事，本片也獲得坎城的特別提及。
「當有人說中國導演沒有看到中共政權？其實是利用另一個方式來發揮。」鄭秉泓分析這兩部短片，《Battle》從父子情節講城鄉關係、文化差異、宗教的傳統與現代，更挖掘了中國的族群差異與歧視。《延邊少年》的背景是中國二三線城市，卻是俗麗的顏色來呈現，包含場景中出現的各種道德勸說標語都是真的，在視覺上有效果，也具有某種批判性。
短片的延展性：《伊朗式秘密》、《卡洛琳的夏日危機》、《The Procedure》
鄭秉泓指出，台灣短片很故事導向，國際短片相對會比較角色導向，像《延邊少年》是在講社會結構的普世命題，然而專注講某些特定議題，倘若內容資訊過於陌生，在國際間可能較為吃虧，微觀跟鉅觀之間，鉅觀有時很難去體會。若改為找一個普世議題，以個人的故事和情感為主，再將議題帶進去，其實是更能吸引人的，像是《伊朗式秘密》（The Baby, 2014）。
《伊朗式秘密》描述伊朗的一位女大學生——同時也是一位單親媽媽——要如何在家人來探訪前，跟閨密將強褓中的嬰兒藏好。《伊朗式秘密》並沒有給予太多前因後果，像是小孩怎麼來、家人怎麼樣，但就用要「如何安置這個小孩」來講伊朗女生的困境：像是搭公車有問題，住旅館也會有問題，來帶出整個體制的壓力。
《卡洛琳的夏日危機》（Caroline, 2018）也是一位媽媽帶著三個小孩，因為要去面試卻找不到人帶小孩，遂將小孩鎖在車上，並叮嚀大女兒卡洛琳照顧。用車子作為家庭的象徵，片中有2/3都發生在車子裡。而小姊姊卡洛琳的角色表演有拉出前後的差別，手持攝影加上在狹窄空間的場面，如果在大銀幕放會很有層次。
最後，2016年的《The Procedure》相當有趣，當年入圍許多影展，甚至拿了日舞影展的評審團銀獎，卻是一部很難形容的神奇短片。看起來像個恐怖片，在節奏與分鏡設計上都給人壓迫感，沒想到最後僅設計一個屁股對著主角，放個屁，四分鐘演完結束。鄭秉泓笑說有朋友看完說，這是看雄影短片五年來印象最深刻的片。
台灣近年短片趨勢
見過他山之石，回到台灣的短片發展，鄭秉泓表示在2014到2015年，有很多短片在談社會議題，這兩年又相對變少。對於談社會議題的台灣版《十年》，鄭秉泓是失望的：「我的失望來自於沒有看見那種『焦慮感』，以及當初監製那一邊，五個主題都是散的，沒有一個台灣當前的「共同的」那個焦慮感，不然隨便找五部台灣電影直接可以組成。其實台灣的環境比香港好 ，要找焦慮感的東西，就會很迷人。」
另外，更細分議題，鄭秉泓覺得台灣短片講很多土地正義或者是霸凌的主題，越來越少人去拍小清新的東西。他認為像《想見你》這樣的故事，其實台灣的學生拍得出來，但要找到一個新的角度來做小清新的故事。
而對於投影展，由於今年疫情影響，影展的秩序也將重新洗牌，鄭秉泓認為或許對台灣的短片也是個機會，更是可以把握明年的克萊蒙費宏影展。
講座片單：
《Visit》
2020 / 4mins / 導演 賈樟柯
《（不再）平凡的幸福》
2012 / 7mins / 導演 鄭有傑
《With a little Patience》
2007 / 14mins / by Laszlo Nemes
《變狐記》（Foxes）
2012 / 16mins / Lorcan Finnegan
《Battle》
2014 / 11mins / 導演 文牧野
https://www.viddsee.com/video/battle/efvs5
《延邊少年》
2018 / 15mins / 導演 魏書鈞
《伊朗式秘密》（The Baby）
2014 / 14mins / by Ali Asgari
《卡洛琳的夏日危機》（Caroline）
2018 / 12mins / by Logan George & Celine Held
《The Procedure》
2016 / 4mins / by Calvin Ree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