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年7月15日(三) 14:30-17:30
地點：臺北文創大樓
講者：廖慶松
講題：剪輯／青鸞舞鏡，隱身於明鏡之後
文字記錄：鍾佩樺
我是在民國62年底參加了技訓班，民國63年就進了中影的剪接室。我的老師剪過《龍門客棧》、《周處除三害》，都是台灣最好的剪接師，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基本功就是：這個太快了，這個太慢了，這個空鏡只要兩秒。從來不談主題、不談內容、不談感覺，完全不談。各位知道剪接是電影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個人不是強調剪接至上，我認為剪接是一個平台，是所有人站在上面的平台，如果沒有好的畫面，音樂不存在；攝影如果沒有剪接，成功也不存在。所有人基本上都站在剪接身上，包括導演。編劇、導演、美術，最後都透過最完整的形式表達，這稱之為剪接。所以剪接負擔的責任非常大，雖然我還是不認為要特別去強調剪接的形式或什麼，剪接就像做了一個非常好的平台，讓所有人在上面表達的方式。
但是剪接很可能是不被看到的，為什麼呢？因為攝影師有一台攝影機，而且攝影機架出來，你就會很尊敬他，鏡頭那麼長，架式十足，每個攝影師都有點高大，後面又跟三個助理，事實上我還挺羨慕的。一進去錄音室就一個大銀幕，有一個console操作台，有的打開還可以分列式，一個大銀幕在那邊刷刷刷，看了就立正了，這設備太棒了。美術指導來畫了一些圖，哇，聊服裝什麼的，包了一堆東西參考，這太專業了我做不到；音樂家手往keyboard一放，問什麼key，每個人都有裝備。那我們剪接來了，就只是拿著一個notebook打開，把硬碟插上去，這件事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所以看起來就沒有那種可以翹起鳳凰尾巴的裝備。攝影師說我們現在上大砲，就二十個人，架式多足；我們叫助理過來要剪接，結果是把notebook打開這樣，很不稱頭。
一開始導演有個想法，有了錢開始編劇編兩三年，組了團隊，劇本原來就有它的缺陷，但趕著要拍也不管，就一直走、一直做，每個人都一直交棒。現場一直拍，大家都可以往後推嘛，攝影拍完後面有一堆人做，反正後期也還會有人做完，交棒到你這邊時，你也想往後面交，發現我的後面沒人了，這是我突然發現剪接很重要的原因。我後來才發現我這麼重要，但我好痛苦，為什麼？所有沒辦法解決的事情，基本上一定要在剪接完成。導演沒想清楚的、編劇沒想清楚的、現場沒拍好的、沒錢拍的……，到剪接時，老闆就叫我要剪好。我心裡想說「你是在說什麼？」然後預算很不幸地到剪接前都用完了。我想各位一定很多這種經驗，製片跟你聊說我們錢都沒了，本來三十萬的酬勞，現在只能五萬。拜託啦，不然我找更便宜的剪，你突然發現身價瞬間降低。但當你面對影片，責任感就上身了，你會發現捨我其誰。如果我不剪好，後面真的沒人，假如你真的喜歡剪接，你會發現這個困難其實就是對你的大挑戰。
如果你不愛剪接，就不要做剪接這行
繞回來講，我進了中影大概三個月就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叫侯孝賢，我們倆就開始工作。他幫陸軍總部拍了一個叫《陸軍小型康樂》，是用16mm底片拍的，我記得在桃園龍潭陸軍總部拍的。我有幸又參與了台灣電影新浪潮，新浪潮的成立是在中影，這是有背景的因素，因為中影是國民黨之下的一個機構，而且是用國家預算的。當六、七○年代台灣正在轉型，從戒嚴時期慢慢開放，但還在戒嚴的尾巴，我們還發生「削蘋果事件」，我是《蘋果的滋味》的剪接。我有幸在那個時代，從台灣的經濟、社會轉型到政治轉型的過程，接連大概十年被幾個導演輪番轟炸，那年代真的很痛苦，基本上365天有兩百多天都在熬夜。現在四十年後回頭看，我很開心有那段時間，因為那段時間對我個人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量變就是大量的轟炸，我一年用手工要剪六到八部片，每天就坐在剪接機上，所以我三十歲就研究營養學、維他命，因為我怕有一天剪片子剪一剪，好累趴下去睡就永遠不起，我就完蛋了。
我進去就當《英烈千秋》的剪接助理，就看我師父用手拉著剪，那時候沒有機器的，我站在師父旁邊看，旁邊是丁善璽，他前面都放個盤子，上面有各種水果，我在旁邊都一直看水果。但我對自己要求，只要師父停下來，我就知道他要幹什麼，當助理你該要求自己要當最好的助理，腦筋跟師父同步，我現在碰到各種助理就很難有這種現象，可能時代不一樣。也許我們那個年代都非常手工業，師父都採取身教，因為他也不會說什麼言教，沒有談過這個節奏、命題、形式、風格、內在的什麼東西，所以我只能看著他做，他一停下來我幾乎就知道他要幹麽。我師父超愛我，所有他要做的事情我都超前布署，比現在疫情還快。他有一天突然開門跟我說：小廖，有七件事要做。我就回答：師父，我都做完了！他說：喔，很快。我自己想到就一直做，為什麼？我很愛剪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