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0年11月17日(二) 19:00-20:00
地點：台北文創大樓
講者：肯洛區
講題：導演／從市井到殿堂，寫實主義巨匠的創作之心
主持與談：鄭文堂
文字記錄：林子翔
攝影：蔡耀徵
鄭文堂：謝謝金馬給我這個機會，我受到肯洛區導演影響非常大，對我來說，可以參加今天的與談，我人生可以說是圓滿了。那我們就歡迎肯洛區導演。
肯洛區：很榮幸能受金馬影展邀請來跟大家交流，抱歉無法親自到現場，期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面對面地交流，同時也很榮幸能夠跟鄭文堂導演對談。首先，我想每次拍電影之前，我們都必須自問兩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想要拍這部電影？」目的是什麼？它具有重要性嗎？我們想讓觀眾看到什麼角色？故事有意義嗎？除了事件之外有沒有更深刻的意義？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要如何拍？」這對拍電影的人來說就比較容易談論了。對我來說比較重要的問題是第一個「為何要拍」，如果我們無法回答為什麼拍這部電影，自然也無法回答第二個問題，進而影響整部電影的內容。「如何拍」是經年累月的經驗累積而來的技巧，當中的核心是我們拍攝這部電影的初衷，所以我們如何彼此交流協作、如何使用攝影機、如何尊重音效、如何剪輯才能不悖離初衷，都是重要的問題。但我要強調的是「為何要拍」是最重要的，只有在你想清楚這個問題之後才能繼續往前。每次拍片我都覺得自己仿如一無所知從零開始，漸漸地想法會開始成形，也慢慢找到了實現的方法。當你覺得自己「知道要怎麼做」的那一刻，其實正是迷失了，因為每部電影都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從你想要表達的基本想法開始茁壯成形。
鄭文堂：您曾經說過「攝影機要變成有同情心的觀察者」，請問導演對這句話的詮釋？
肯洛區：這個想法只適合某種特定拍電影的方式。電影只是個媒介，它可以是科幻、喜劇、奇幻、寫實，或是企圖逼近寫實，我們希望做到的就是在說故事的時候，讓觀眾感覺攝影機拍到的影像是第一次發生，讓他們感受某種現實感和真實性。除此之外，也要讓觀眾貼近正在發生的事情，彷彿自己就在現場觀察一樣。
今天拍攝一個家中場景，若攝影機放在天花板或地上拍，就不可能是常人觀察的角度，不是一個寫實的位置。所以我總是會試著讓攝影機像是一個待在角落的旁觀者，觀察正在發生的事，對於正在觀察的人保持同理心，也嘗試瞭解他們的想法。攝影機就像是人的眼睛一樣，所以我們把攝影機擺在人眼視線的高度，或站或坐。鏡頭也對應著人眼，不論是廣角或是聚焦觀察，都是真實人眼有能力去捕捉的。當然偶爾會有例外，但總體而言這是我們為自己立下的一個準則，剪接和音效也適用，盡量貼近真實。我希望攝影機就像是拍攝情境當中的朋友一樣，試著去瞭解角色在攝影機前經歷的衝突、快樂、和悲傷。
鄭文堂：導演電影裡的群眾場面總是非常自然，您是做到的？如何與他們溝通？
肯洛區：我一直很有興趣去瞭解人們聚在一起時是什麼模樣，我也想講述勞工階層展現出力量的故事。有時你在電影裡會看到貧窮的受害者，沒有權勢、沒有資源，我們替他感到遺憾並且同情，但卻忽略了勞工階層所具有的力量；而勞工階級的力量正是未來的希望，沒有這個力量就不會有改變，若沒有勞工群起組織的力量，這世界會毀滅，剝削、貧窮、帝國主義都會持續下去。所以力量來自於團結、群眾一心的力量很重要，找到彼此的共同掙扎，這是我的電影想傳達的核心。所以我們有很多群眾戲，大家找到共識，並瞭解到他們是有力量的，這就是拍群眾戲的原因。
至於怎麼拍，「簡單」是不二法則。譬如說我的作品《鐵路悲歌》（The Navigators），電影講述一群鐵路工人原本在一家國營企業工作，後來企業要進行私有化，對他們來說是壞消息。我們安排了一場戲是工頭正在跟工人們宣佈這個壞消息，從工人們的角度來看是愚蠢也沒有道理的。當時我的編劇其實是一位真的鐵路工人，我們一起討論，劇本則由他非常仔細地編寫。而這位要發表關鍵談話的工頭有讀過劇本，知道要說什麼台詞；這場戲中有些是喜劇演員，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會上台做脫口秀、講笑話，另外也有些職業演員。我給他們的簡單指示是想說什麼就說，自然隨興所至，但這場戲主要的輪廓與脈絡是由知道劇本的人來引導與建構的。我們在長方形的房間裡架設兩台攝影機，窗戶在長邊，自然光打進來，光線很迷人。一台攝影機在角落面對光線以及發表談話的工頭，另一個角落的攝影機也是面對光線，不過是聚焦在工人們對話，因為我們知道劇本梗概，所以可以順著脈絡去捕捉畫面。有時候我會讓兩台攝影機都朝向工人們的方向，所以同一個畫面可能會有兩個鏡頭，一個構圖會緊一些，另一個鬆一點，來捕捉他們即興演出，技巧其實很簡單。趁這些工人們還有精力的時候拍攝三、四次，再回去拍攝一、兩次主持談話的工頭，整個過程很快，一個早上或下午大概三、四個鐘頭就拍完了。這種即興談話和歡笑的氛圍只能維持一段時間，你不能夠重複地演練，否則就破壞這種即興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講述西班牙內戰的《以祖國之名》（Land of Freedom，1995）群眾戲，它比較嚴肅，但基本技巧一樣很簡單。拍攝的房間也是比較長的，長邊的窗戶有自然光打入，攝影機有兩個角度搭配不同焦距的鏡頭，讓演員不會覺得攝影機太靠近。這一場戲大概是十二分鐘，我們一天就拍完了，速度很快，我們又把它切成幾個段落來拍。我們知道整場戲的脈絡，劇本也很精準，但是演員們也可以即興演出，有什麼想法都可以臨場發揮，必須給予他們這樣的自由度，否則會無法入戲；如果他們認為自己對那場戲沒有貢獻，就沒有辦法投入其中。雖然演員可以自由發揮，但是戲的主要脈絡與輪廓已經存在了，這場戲本身比較長，所以我們切成兩個段落，每個段落大概是一盒膠捲的長度，也就是十分鐘。這也是為什麼我還是喜歡用膠捲拍電影的原因，因為一盒膠捲有十分鐘的長度限制，我不太喜歡數位化時代想拍多久就拍多久的拍攝方式，因為可能會失去結構上的紀律，剪接的時候也困難很多。總而言之，我的原則是擁抱膠捲的十分鐘限制、讓節奏緊湊一點、並且讓被拍攝的人們自然表現。
鄭文堂：我想進一步請問這些素人演員包含鐵路工人等，是如何進行選角的？
肯洛區：你問到家族祕密了呢！我覺得電影裡面有一些具演出經驗的素人演員很好，因為他們瞭解拍戲的過程，其實也不一定要講什麼，光是身體力行就會讓大家很輕鬆，因為其他人知道現場有經驗的演員，知道要做什麼，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容易。我也喜歡跟喜劇演員合作，因為他們很習慣即興演出，而且節奏抓得精準。他們很多人都是來自勞工階層，有平凡的工作，晚上兼差去做喜劇演員，也可能去唱歌演出，他們幽默、有趣，我想這種狀況是英國特有的。除此之外，譬如前面提到的《鐵路悲歌》裡面有很多演員都是真實的鐵路工人，他們有真實經驗，拍攝場景可能就是不久前他實際生活的地方。至於講述西班牙內戰的《以祖國之名》，有一些人有政治活動參與的經驗，知道土地集體化對於人民的影響，也對西班牙內戰的歷史熟悉，所以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政治視角、分析與說話方式都帶到表演裡面。
我們選的演員很多都是勞工階層，來自很普通的背景，他們單憑直覺就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該做什麼事，不需要我來下指令，他們也不需要假裝。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技巧，有真實世界的經驗，有即興發揮的能力，也知道電影該怎麼演出，但最大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來自勞工階層，所以結合起來就是很好的團隊。我有一個合作多年的選角指導，很擅長找到好的演員，我們重視即興演出，會藉由一些大家都能理解的虛構場景或共同經驗，讓試鏡者開始即興對話。你很快就會知道誰的反應很快、誰很幽默、誰是口條不錯也有熱情讓你想要聽他說話、誰令你發笑，然後慢慢地去篩選。選角過程是很有趣的，雖然有時要花很久的時間，比拍攝本身更長，選角可能就要花兩到三個月的時間，可是拍攝大概只要六個禮拜就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