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片」簡單兩個字，包含龐大的製作程序：要畫分鏡表、要規劃攝影機運動、要評估拍攝的風險；從腦海中的構想，到落實成為一部影像作品，拍一部片，「製作」功不可沒。本屆短片實驗室邀請導演詹京霖、連奕琦分享他們的製作經驗，從導演的視角，去思考製作的困難，以及身為導演，如何在過程中對抗自己的焦慮，建立安全感。
「現在拍片好像都不畫分鏡，那今天的主題就從不畫分鏡開始！」連奕琦笑著開場。
連奕琦剛開始拍片有畫分鏡的習慣，但這種模式卻在他拍第一部人生劇展時，受到了很大的衝擊。
由於當時與資深演員合作，在大家都有經驗的情況下，用跳拍的方式來進行。「拍到倒數第二天，我才知道，演員其實不知道我們在拍什麼。」連奕琦發現，因為劇組人員都看分鏡表照表操課，甚至沒有讓演員在現場排一下走戲，演員也就照著指示演。正因為是資深演員，能夠很快進入狀況，所以連奕琦一直沒有發現，在跳拍的情況下演員反而不清楚劇情脈絡。
這次經驗對連奕琦的拍戲模式影響很大：「後來拍戲我反過來，每次都會走戲。走戲後就發現分鏡沒有用了，因為演員的表演跟分鏡不同，演員的表演效果、魅力，贏過我原本在分鏡的想像，後來我就越來越少畫分鏡。」
詹京霖對分鏡也有類似的想法，學生時代他拍片嚴格執行分鏡，但總覺得缺了某些東西——「在那個分鏡裡面，的確完成了所有戲劇目的的達成，可是我就覺得在這裡面，關於角色、或人的某一種味道在裡面喪失了，也就是角色狀態。」
他解釋，並不是說有目的性的鏡頭設計，角色狀態就會不見。但他想要的，是更多的。「我想要有更多一點東西，比我的分鏡多一點東西。」
經歷過幾次大型劇組的洗禮，連奕琦的經驗是，如果是超過
50 位工作人員以上的劇組，一但要更動分鏡，所要牽動的人員會很多，「分鏡表是要讓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去工作，可是當大家都知道的時候，反而不方便去工作。有時分鏡表反而阻礙了改變、阻礙了變動的彈性。」
連奕琦指出，分鏡表在國內劇組與國際合作中，有不一樣的標準。
「國外的分鏡表，是非常明確的創作目的跟需求，包括光線、構圖比例，相關人員會一直來確認：這是我們要做的沒錯吧？接著就會盡全力往那邊走。」
連奕琦認為這樣分鏡表就有製作的必要性，然而與好萊塢劇組不同之處是，臺灣拍片多以實景拍攝，由於日夜光照、天氣變化，造成有許多無法控制的變因。這時分鏡表更接近一種溝通與想像的媒介，而不是最明確的需求。
「分鏡表是一個手段。」如果分鏡表是溝通的媒介，連奕琦認為可以有更彈性的方式來運用，例如副導演、攝影師需要知道分鏡，但其他工作人員的需求或許不是分鏡表，而是可以幫助他們進行工作的資訊。
連奕琦表示，分鏡算是導演的基本功課，但與團隊合作時，或許可以練習仰賴他人：「分鏡我覺得某個程度來說，如果只是導演個人的事情的話，要與整個團隊合作時，就會遇到問題。一個導演的分鏡想像到執行，一定沒有攝影師的專精，攝影師想像的具體可能都比導演清楚。」
「我自己在想的時候，我只會想到光要怎麼樣，但沒有想過燈要怎麼打。但燈要怎麼打的這件事，對攝影師來說很重要，這會牽涉到他的工作流程。」連奕琦提到他與國外合作的經驗，國外的分鏡表會找攝影師一起討論，因為需要一個很專精畫面的人來思考規劃，把攝影機運動也納入。
比起分鏡表，詹京霖重視的是如何在一個大空間中設計角色的走位，以及攝影機的鏡位跟運動，因此有時會用「攝影機鏡位圖」跟「角色走位圖」來取代分鏡表。
此外，詹京霖還提到了「安全感」這件事——
「我的工作方式，是會讓全組知道平面鏡位圖、走位是怎麼樣，副導也會幫我排鏡頭list。但只要無法滿足到創作面的話，我就會現場改了。創作者或導演，在某方面都會很欠缺安全感，所以畫平面圖時，我就是在獲得我的安全感。」
從分鏡表到平面圖，是一個將劇本從想像到落實的過程。此時導演會需要一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安全感。
「因為我有這個基底，在現場我才能更自由的判斷我要做的事情。」
詹京霖認為，如果在一場戲裡討論過五六次的走位，一定是經過無數次的爭辯，而且是在劇本裡無法確認單場戲的核心，加上演員有他的意見，現場空間可能不能滿足等問題。若有分鏡表或平面圖作為基底，對他而言，單場戲的核心就比較能確認。
當要將劇本化為現實，詹京霖承認是會有焦慮感的，因此若能先進行打底的工作，讓他更能去應對現場的工作。
「畫很多平面圖，不是把東西化為現實。我作打底的工作，是讓我可以去面對另外一個現實。唯有這個打底的工作，我才更有把握去面對今天要發生的事情。」
「我做了準備，為了去迎向一個能夠站在現場，你是很有把握的（狀態）。限制是什麼？可以多要的是什麼？你大概都知道，在現場開始面對真正的狀況。」
關於安全感的問題，連奕琦直言，其實開拍前，很多導演做的事情是在滿足自己的安全感。
此時會有許多製片、副導演想要試圖解決導演的焦慮，但連奕琦提醒：「了解製作目的，可能比解決安全感更重要。」
一個人在想創作這件事，要走到跟一群人一起創作，「製作」是很重要的連結。
這不單單是牽涉到分鏡，而是拍片的每一個環節。連奕琦舉例，像是曾經有導演用 iPhone 拍片，其實目的不是為了要有 iPhone 的效果，甚至為了視覺效果花了很多力氣在後期調整。他使用 iPhone 的目的，是為了要能夠只用單人的體系來拍片，因為就連用小相機都需要攝助，但
iPhone 讓他可以單人完成。
「回過頭來要檢視的，是你想要怎麼拍片？你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和流程？每個人會為了不同的結果，而有不同的組成方式。」
另一個例子是「雙機拍攝」，連奕琦提到，使用單機拍攝的作品，每個畫面的經營都很有力量，當下所有的心神眼睛注意力，都凝聚在同一個框框。
「用雙機時，這個東西就打破了，因為牽扯到穿幫，牽扯到光要怎麼打。因此雙機拍攝可以幫助到的是比較通俗的作品，讓觀眾看到比較輕鬆的敘事。」連奕琦認為這就是拍攝方式影響到影像的產出，而是單機與雙機完全不同的拍攝邏輯，將會牽涉到最後想要的影片效果。
或許畫不畫分鏡是一個假議題，真正重要的是，製作目的是什麼？要如何達成它？這樣的思考邏輯可以通用在拍片的每一個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