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電影時，若時空背景建立在上一個世代甚至更久遠以前的歷史背景，在空間、造型或是道具的陳設上，就有可能會出現格格不入或是考證不足的情況，因此王耿瑜導演將在講座上分享2019年透過國立美術館計畫而拍攝的「台灣攝影家口述影音保存計畫」——《時間之眼》專案，透過鄧南光、張才、李鳴鵰、郎靜山、彭瑞麟與鄭桑溪等六位已故攝影家，以及謝春德、郭英聲、莊靈、翁庭華、黃伯驥以及葉裁六位當代資深攝影家，讓我們一窺不同時代下的鏡頭意義。
鄧南光導演 (1908-1971) ：拍照的前提是
對人要有感情
鄧南光生於新竹縣北埔鄉，1930年代前往日本留學時加入當地攝影社團，從此展開攝影人生。他受到當時日本「新興寫真」運動強調街頭快拍、客觀寫實的美學影響，加上特別愛好萊卡相機，因此常用小型萊卡相機進行街頭抓拍，王耿瑜補充，「早期萊卡相機是非常沈重的，要去做街拍是不容易的，等於是到了鄧南光這時候才開始有了抓拍的形式。」
1935年，鄧南光回國後創設「南光寫真機店」，開始拍攝北埔鄉事系列，以及各地都會街景、各行各業庶民生活等；1963年發起「台灣省攝影學會」，一生奉獻於台灣攝影藝術，與張才、李鳴鵰並稱為臺灣「攝影三劍客」。
李鳴鵰
（1922-2013）：拍攝的時機只有一次
李鳴鵰(1922-2013)，出生於桃園大溪，小時候在叔叔經營的「大溪寫場」當學徒，1940年前往中國嶺南美術學塾學習繪畫，25歲返台後開設「中美行照相材料部」，開始使用祿萊（Rolleiflex ）相機，市井出身的他，喜歡從庶民生活中取材，捕捉最自然的人物神情姿態，以兒童、女性為素材的主題影像，以及具地域特色的建築形貌創作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中在1947到1950年之間。
張才
（1916-1944）：寫真的「真」就是實在的意思
張才，出生於臺北市大稻埕，小時候因為哥哥張維賢的關係參與話劇演出，從小就接觸自由、開放的生活圈，曾在日本「寫真補習學校」學習攝影，1936年返臺後，在台北太原路開設「影心寫場」並投入攝影創作，他認為「寫真」中的真，就是實在的意思，要去捕捉生活面向中的真實樣貌。
1941年，張才為了躲避太平洋戰爭而旅居上海，以萊卡（Leica）相機捕捉上海的人群生活，他的照片在當代來看也是非常新潮的表現，他也曾隨著人類學家前往蘭嶼拍攝達悟族，留下許多珍貴的原住民人物影像，以及台灣當時許多民情俗慶的畫面。
謝春德(1949-)：靈魂應該被撞擊
謝春德出身台中，自沙鹿高工紡織科休學後，曾經從事鐵工廠黑手、在廣告社裡當學徒，幫忙畫看板，後來還到郵局做腳踏車管理員，直到某日，在公告欄上看到了可以玩照相機的廣告，從此開啟了他的攝影之路。
「受到畫家哥雅影響，我很喜歡看光影的變化，那時我就有一個意圖，想用圖像來看自己成長的地方。要拍到好的照片需要很多條件，但很多條件是無法預期的。」謝春德分享他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包含1986年出版「時代的臉」攝影系列，紀錄當代藝術工作者、文人學者與影視演員的肖像，如金士傑、三毛等人。紀錄片中謝春德也表示，對於攝影的數位化歷程，人們應該要思考的是如何回頭找到自己。
王耿瑜補充說明，在謝春德七八零年代於蘭嶼拍的照片，跟前一位攝影家張才五零年代拍攝的蘭嶼，便可以觀察得出不同時期攝影家對同個地區的人文地理，詮釋風格的不同。
郎靜山 1892-1995：凡是和諧的事物就是美的
紀錄片裡說明，郎靜山12歲前都在江蘇淮安長大，中學時跟從李靖蘭老師學習暗房沖洗與曬印技術，1912年入《申報》擔任廣告業務工作，同時晚上又去補習英文、會計跟廣告，1928年參與發起「中華攝影學社」，作為業餘攝影家，當時在上海只要跟攝影、媒體相關的人，幾乎都認識他。
郎靜山最著名的便是「集錦攝影」，以相機替代筆墨，拼接多張不同時地的底片，透過暗房曝光的技巧，呈現山水畫的意境，在還沒有photoshop的年代，他就已經做到了如此的技術。紀錄片裡對於郎靜山的評論是：「他是一位專注，追求和諧之美的藝術家，他將自己化身為影像裡的煙雨、空白之處，扮演著把不同媒介、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影像巧妙融合的角色。」「以前對我來說他就是老年代的老攝影家，離我很遙遠，但是這一次採訪完後，有被引領到去欣賞過去時代的樣貌。」
郭英聲（1950-）：創作就像一格格櫃子 每次打開不同的櫃子 就有不同的樣貌
郭英聲籍貫福建福州，生於台灣台北，世新電影科畢業之後，旋即遠赴巴黎，在巴黎第八大學專攻攝影。紀錄片開頭是郭英聲玩空氣槍的畫面，呼應了他鮮明大膽的超現實攝影風格。
「去國外旅行時我大多都是一個人的，我都會帶著這隻熊，晚上陪我睡覺，慢慢也變成一種習慣。」由於成長歷程中父母長期不在身旁，讓郭英聲習慣與孤獨為伴，也影響了他後來的攝影作品及藝術風格：不願被框架綁住，總是想挑戰非主流、跨域的創作主題。攝影對郭英聲來說，既像朋友又像敵人，是療癒、救贖的出口。
看見幾位攝影風格截然不同的攝影家後，學員提問，王耿瑜導演本身也是攝影師，自己在年輕時觀看這些攝影作品，跟現在看，是否有什麼觀察上心境的差異？以及是否有哪位攝影師影響至深？
王耿瑜分享，年輕時看的時候還不理解創作背景與攝影師的歷程，但儘管如此，累積至今，飽覽攝影作品，勢必會提升個人的鑑賞力，潛移默化拿起相機後的直覺，包含基本構圖或光影變化的感覺等，進而建立出自己的一套美醜、好壞的價值觀。
「例如，當年在籌備戀戀風塵、悲情城市時，我就去中央圖書館翻閱鄭桑溪老師的照片，那時候對我就蠻有啟發的。」
鄭桑溪（1937-2011）：搶拍的過程中 我很在乎「攝影者不在場」的感覺
鄭桑溪可說是臺灣紀實攝影的先驅，以基隆和九份的人文景觀紀錄而聞名，18歲在基隆參加張才老師指導的新穗影展，深受張才的人文寫實風格影響，後來考上政大新聞系，創辦「政大攝影研究會」，畢業後則到日本東京早稻田專攻電影，回台後於新聞局工作。
鄭桑溪拍攝題材以紀實性街頭快拍(snapshot)為數較多，26歲就辦個展「飛禽」嶄露頭角，他擁有非常強的直觀能力，能夠精準的掌握影像裡的肢體語言與土地的故事性。
葉裁(1946-)：公益、回憶、詩憶
在紀錄片播放前，王耿瑜便介紹葉裁老師「是一位很神奇、很特別的攝影家。」影片開頭，看到葉裁用個普通的白色塑膠袋裝著他的相機，再用中國結綁著掛在脖子上，甚至笑著說這個掛在樹上可能會被以為是垃圾，可以看出他對待攝影謙卑又真摯的態度。
葉裁出生於彰化二林，小時候看見村裡教堂的神父常常拿相機拍照，還會拍他騎在牛背上吹笛子的樣子，他看到照片覺得十分好奇，因而開啟對攝影的探索熱情。1975年時，他考上英國皇家攝影博士，隨即成為伊士曼公司的特約攝影師，在海外執行拍攝「有超過100年以上歷史古蹟的國家」的工作，專拍自然景觀及世界各地特殊族群的人文生活景象，這段時期也讓葉裁磨練出許多拍攝的實務經驗。1985年，他回歸台灣客莊，全心投入桃、竹、苗人文土地的紀實攝影，現今七十多歲，仍然攝影不輟，持續用真摯情懷的原動力投入攝影創作中。
莊靈(1938-) ：人生如逆旅，任何一個時代、地點人物都可以作為我取材的對象
莊靈出生於中國貴陽，父親莊嚴任職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童年與家人在中國生活，後因國共內戰和對日八年抗戰隨父母於1948年搬遷至臺灣。
「家人、環境、農村場景等，都是啟發我的攝影取材對象。」紀錄片裡莊靈這樣說。1965年考上台視新聞部，擔任攝影記者，和友人合辦《劇場》雜誌，1971年則與來自設計、攝影、繪畫、編輯等領域的創作者共組「V-10視覺藝術群」。莊靈的攝影主張自然與真實，不喜造作，著名的攝影作品包含《一生至友》，相片中人為莊靈的父親莊嚴和臺靜農；也曾拍過詩人周夢蝶、水墨大師張大千、攝影家郎靜山等。
彭瑞麟(1904-1984)：台灣從事攝影教育第一人
新竹二重埔出身的彭瑞麟，是台灣第一位攝影學士，1923年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隨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學習水彩畫，1928年，進入東京寫真專門學校（今東京工藝大學）就學，1931年，他回到臺灣，於臺北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創設「アポロ（Apollo）寫場」（亞圃廬寫真館），並在相館內開辦攝影研習班，也是臺灣最早的專業攝影教育機構。
紀錄片中彭瑞麟的兒子透露，當時祖父彭夢蘭過世，沒有一張合適的遺照，只有一張團體照裡火柴頭大小的相貌，他因此潛心學習最新的攝影技術，想將父親的容顏放大保存。作為日本時代非藝術家庭出身的攝影師，他真正扮演全職攝影師的時間僅短短15年，作品雖然不多，卻為臺灣的攝影界帶來專業教育的開創，他也是當代少數保有古典藝術洗鍊、樸素、乾淨構圖的作品風格。
黃伯驥(1931-)：會讓人感動的相片，就是好相片
黃伯驥出生於屏東東港，台大醫學系畢業，1963年時經營小兒科診所兩年左右，因緣際會買到了當時赫赫有名的Nikon F Photomic機款，一台相當於當時公務員10個月的薪水，黃伯驥從拍家庭照開始，後來經朋友介紹加入攝影學會，開始利用看診以外的時間徒步或騎腳踏車外出拍照。
攝影題材主要集中早期台灣兒童、勞動階層、常民生活，彰顯人性良善與正向社會情境。一張拍攝小孩在戲院前比劍的《劍俠》作品，當年獲得攝影比賽金牌獎，也因此一路鼓勵黃伯驥往後致力於拍下決定性的瞬間。
「我是越照越喜歡，看到感動我的畫面我一定會拍下來。」
翁庭華(1934-)：用流動的方式說故事
出生於基隆的翁庭華，原本任職於基隆衛生院，當時收入難以有餘裕購買一台相機，於是商討跟同事合買，兩人輪流保管一個月，就這樣開啟攝影之路，前期作品多以專題攝影為主，著名的系列包括《逝去的腳印》、《山城九份》、《歲月的詩情》等，奉行「變是唯一不變」的原則，紀錄人文、環境的變遷，反映歷史。2023年也於國父紀念館舉辦人生第20檔個展：「魅力永恆的瞬間─翁庭華90攝影個展」。
1. 「我最感動的是人文紀實的部分，紀錄下的時代是AI沒辦法取代的東西，尤其是提到『公益、失憶、回憶』那段，我自己也有拍攝公益紀錄，很有共鳴。」
2. 「很多位攝影家都有去蘭嶼，但從張才老師的人物肖像到郭英聲老師時比較偏意象情境，看到不同時代大家的眼光跟看見的事物都不一樣。而且早期攝影地域性特別強，出現很多基隆、北埔、九份、蘭嶼這樣以地點為主軸的攝影作品。」
王耿瑜也分享給學員在地域性攝影方面，一個提升自己攝影視野的可能：「即便是在一個自己很熟悉、很日常的場景中，資深的攝影家按快門跟抓構圖仍然很精準、快速，會讓你很訝異，為什麼還能找到這麼新鮮、獨特的角度去拍攝？在這樣的情境下，其實自己的學習也會非常快速，也能脫離自己既有的視角慣性，透過跟不同人交流得到新的畫面。」
3. 「每個攝影師片段的結尾都蠻感動的，我自己也才剛開始接觸攝影一年多，其中一位攝影師有說他回過頭看他的相片，發現自己其實就在那個歷史的當下，這點我也很有共鳴。」
王耿瑜也回應學員，「我自己是拿底片機拍攝，我最大的好奇就是，他們一定同時按下很多快門，先印出來黑白印樣後，再挑選哪幾張要放大。按快門本身或許沒有太難，反而是選相片，些微的差距中要如何評估，我想那就是很考究的，所謂『決定性的瞬間』。」
4. 「比較有印象的是黃伯驥，比如看到育幼院一個小孩獨自跟娃娃玩，還有飯桌前禱告感恩的孩子，可以感覺得到他對眼前的人物充滿著關愛，其他位攝影師則是比較偏紀實性。」
5. 「我想提問，莊靈老師爸爸是書法家，自己也有參與劇場刊物的創辦，對於六零年代的跨領域實驗，也很好奇您有什麼想法或觀點？」
王耿瑜說，「在80年代沒有手機、電腦，甚至連咖啡館也不過十幾家左右。我們就是幾個劇場朋友住在公寓，在榻榻米上排戲，劇場雜誌很寶貴，我們就是用影印的再用毛線裝訂起來。在還沒有影展的年代，我們就需要集資去租放映室觀賞，要找到歐洲藝術片也都非常困難。而在七零或六零年代的人，是更跨領域的。那時人跟人的連結是更緊密的，需要互相去對方家裡頭交換所有資訊，那時候雖然沒有所謂跨界合作、跨領域的說法，但其實就是在做類似的想法交流，是很開放、無私的。」
6. 「導演有機會再繼續處理新的主題的話，會想處理什麼樣的畫面嗎？」
王耿瑜回應，「我自己身邊其實很多攝影家朋友，也有些近年離世，這讓我想到如果還要執行新的計劃，80年末期有個地方叫做「ㄊㄨㄚ」，是喝酒聚會的小場所，當時非常多攝影家、作家等，白天跑街頭，晚上就會聚集到這喝酒，我自己有很長一段歲月都在這個地方度過，所以也會想試著紀錄在戒嚴到解嚴的過渡期中，當時這裡所迸發出的戲劇性、有趣的故事。」
7. 「其中有一位用中國結綁相機的大叔（葉裁），讓我覺得很有趣，他的作品很有詩意，但是沒想過實際創作過程，他是這麼接地氣的方式在拍攝。想請問您在拍攝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個人感觸，以及訪問已逝攝影家後代時，如何間接去挖掘出攝影家在世時的理念？」
王耿瑜回應，「已故的攝影家，我們一部分會請家人從生活場景談論，另一部分則是請專業人士從創作角度評論。透過他們的口述，引領我們重新看待這些作品的美學價值跟時代意義。過程中當然也有所取捨，或者也遇過較難以順暢表達的受訪者，這也是過程中的挑戰跟需要慢慢篩選的部分。例如訪問洪瑞麟的時候，家人就先帶領我去老家一趟，直接實際探訪攝影家的生活場景。這些細節在長版的紀錄片裡，會有更完整的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