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Ping
98年歲末壓軸國片《征服北極》的宣傳品，斗大的字眼寫著:「3人、21天、零下40度C 、600公里、一場生死搏鬥！我期待生命的跨越，在世界的邊境結束，然後開始！雖然每一個念頭，都叫你放棄！」看到這篇文字敘述的人都會好奇，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究竟面臨了什麼另類的人生經驗?
10年紀錄片生涯
1999年，楊力州從台南藝術學院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他的紀錄片作品《我愛080》在學校公開放映，這部影片投注心力宣傳，大家也很熱情幫忙，但是收到訊息的觀眾看到傳單卻反應，『今天心情很好，何必要去看紀錄片? 』或是說『有其他活動要參加』，例如學校有舞會等等。最後放映現場只來了5個觀眾，這件事讓他印象深刻，也對他影響很大。大家對於紀錄片有刻板的印象，覺得紀錄片是沉悶、悲情的。當晚他坐夜車回台北時，在路上不斷思索這個問題，『要如何才能讓更多人願意去接受紀錄片?怎麼樣讓紀錄片被更多人看到? 』
其實大家對紀錄片有刻板印象不是沒有原因，大部分紀錄片工作者覺得『拍到』比『拍好』重要，所以作品常常呈現出不佳的質感，於是楊力州期許自己增進紀錄片的質感。對他而言，他希望不止拍到影像，還要拍出好質感，所以花了3年時間在公共電視接受磨練，學習如何操作機器，學習攝影技巧，以及一切可以將影片拍好的知識與技能。後來陸續創作了包括《青春》、《三個一百》、《看見四個名字》、《打火兄弟》、《畢業紀念冊》、《我愛（080）》、《留念》、《老西門》、《飄浪之女》、《新宿驛，東口以東》、《奇蹟的夏天》、《水蜜桃阿嬤》等作品。
對於轉行變成紀錄片工作者，楊力州自己也是覺得不可思議。原本在學校教書的楊力州，對於需要花很多時間管理秩序以及處理行政事務感到倦怠，於是離開變成是唯一的選擇。為了對父母有交代，他決定去念研究所，而他一直以為自己會往劇情片領域發展，卻在考試問答時才知道自己考的是紀錄片研究所，從此展開紀錄片導演生涯。每每提及這段往事，楊力州總覺得不可思議，但還是在這個領域深耕10年之久。直到《水蜜桃阿嬤》事件爆發，讓他的人生跌入谷底，並開始質疑10年紀錄片工作生涯的意義何在?
《水蜜桃阿嬤》事件的影響
2007年，商業周刊自己本身編列製作費預算，列了幾個有關自殺的題材，故事對象都已經找好，找上楊力州扮演執行拍攝的角色。當初跟商業周刊洽談的過程共有好幾個腹案，而最後楊力州選擇了《水蜜桃阿嬤》這個題材。「跟她閒聊的過程發現，雖然她們日子過的很苦，兒子媳婦自殺，還要撫養小孩，但是總是在講到傷心處馬上振奮起來，用笑聲繼續面對生活困境。這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水蜜桃阿嬤》的樂觀讓楊力州決定採取這個方案。這部影片在未開拍之前，就己經確定不會在戲院上映而是在電視播出，共18家電視台聯播，還會發行DVD。
紀錄片很少有機會在這麼大的平台做聯播，台灣每年有200部紀錄片產值，一般只有1-3部會在戲院展演，其他都是透過電視台，所以電視是觀眾閱讀紀錄片的最大媒介。
《水蜜桃阿嬤》的故事也確實讓很多人都看到，也造成很大迴響，甚至到最後如雪球越滾越大，淹沒週遭一群人。影響力是可怕的！楊力州回憶當時的情況仍心有餘悸，電視播出《水蜜桃阿嬤》相關訊息之後，各界捐款一直進來，數度之快，金錢越來越多，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事情開始變得很複雜，開始有各方意見湧進來。為什麼事情會越鬧越大?楊力州表示，商周當初規劃捐款是要用來製作生命教材防止自殺，並不是要幫《水蜜桃阿嬤》一家募款，但是捐款進來之後，社會開始質疑商周〝消費〞《水蜜桃阿嬤》。於是探討的輿論越來越多，負面的評論也遽增。
「當初拍這紀錄片也是希望有捐款進來，但後來錢越來越多的時候，我也反向思考，感覺好像製造了1千萬的善，卻也製造了1千萬的惡。假使一個觀眾一年只能捐款2千元，看了這個紀錄片，他把原本是分成3份捐給3個單位的2千元，100%捐到這裡，那其他單位就少了這筆捐助。」楊力州回憶當初募款蜂湧而至的情形，
「我跟商周也有討論過，是不是將部分比例，例如10%捐款分給《水蜜桃阿嬤》家庭，但這樣事情就會變的很怪。雖然後來還是有用金錢解決爭議的部分，並且透過社福團體去照顧《水蜜桃阿嬤》家的孩子直到成年。但我會思索，如果當初商周不要自己去處理這筆捐款，也不要去處理生命教材，而是直接給社會福利單位去處理，就可以免去後續的爭議，畢竟他還是一個商業公司，容易有爭議。」
《水蜜桃阿嬤》到最後變成有很多莫名奇妙的事情出現，甚至網路上還出現有文章謾罵，指稱這事件顯示出漢人打壓原住民。因為媒體舞台太大，連政治人物、媒體名嘴都來攪和。這一堆橫生的枝節都讓楊力州大受打擊，連原本談好拍攝的3支公益廣告，也都在《水蜜桃阿嬤》事件後解約，廠商回覆因為拍攝內容是公益廣告，不能找社會形象有問題的導演。這一切讓楊力州整整一年沒有再從事紀錄片創作，並且開始質疑自己做紀錄片的目的何在。他轉而投入做商業片廣告、工商簡介、政府出版品，用最短的時間累積較大的利潤，養活工作室的工作者。
「《水蜜桃阿嬤》之後我開始逃避，還曾想過為何要做紀錄片?何不回到自己的本業拍攝商業廣告，賺取財富過好的生活?當時拍紀錄片的初衷變的非常微弱，沒有支撐下去的理由。但是長期接工商廣告又很沒有成就感，所以當有機會去北極，拍攝《20分鐘征服北極實錄》DVD商業案子，我就答應接了。」
後來，楊力州去了北極，拍了《征服北極》以及《活著》，然後在世界的邊境，跨越生命困境。
去了北極，所以活著
楊力州在受訪時表示，自己是因為去了北極，感受到活著的重要性，才因此重生，又重新投入紀錄片導演的工作。
「一開始他們找我拍這個案子的時候，誤以為我很會拍運動，但其實我第一次拍運動題材就是《奇蹟的夏天》。我大概會有一年做很商業的題材、之後探觸深層的議題，這樣每年交替著拍，我希望影片題材能多樣化。」楊力州表示，會去北極是因為一次機會和林義傑聊天，結果他隨口問問楊力州要不要一起跟他一起去北極，他也隨口就回答好。就這樣，生命開始有了轉折。在楊力州答應要去之後，隨即展開一連串體能訓練課程。
在挪威、加拿大的體能訓練過程讓年近40、體能狀況不太好的楊力州產生想要落跑的念頭，他問了年輕的攝影師，但是大家一聽到要一個人扛著攝影機去北極很快就拒絕了。他也曾詢問增加拍攝團隊隊員的可能性，但是這個活動一個人參加費用要價新台幣100萬，贊助商只能提供一個名額給攝影團隊，「畢竟當初只是規劃拍一部20分鐘，3個人走到終點的影像而已，沒想過拍成長片做商業映演。」於是，『橘子基金會夢想隊』變成3+1，由隊員林義傑、劉柏園、陳彥博，外加攝影師楊力州一同遠征北極。
楊力州以前總會構思拍攝畫面，但在北極卻無法思索。在北極，除了拍片之外，唯一一件事就是「活著」。拍片這件事在北極並不是最重要的，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讓自己好好地活著。在那裡，他每天檢查自己的手指頭，帶著四層手套預防凍傷。他害怕自己會像那個被運送回來的紐西蘭隊選手，脫下手套，皮卻黏在手套上面，整個手指頭是黑的，組織已經壞死，必須截肢。而這位選手，在大家面前一直哭。
在北極的過程，主辦單位希望不要因為拍攝而減緩他們行進的速度，加上楊力州語文不好，所以派了一個奧地利的工作人員照顧他。他們兩人睡一個帳篷，而劉柏園他們三個人一組。主辦單位很驕傲這活動舉辦4年，從沒人死過，頂多只是被截肢，他們不想讓這紀錄被楊力州打破，所以格外照顧他。
語言不佳的楊力州因此多了許多時間和自己對話，所以寫了一封信給外婆，就是《活著》裡面的文字。「拍《奇蹟的夏天》時，我去花蓮拍攝足球隊比賽，我很明確是一個紀錄者，沒有在場上跟他們一起踢球，後來拍《水蜜桃阿嬤》，我們也不是真的生活在那個狀態、思維底下。可是在北極，身為一個紀錄者，我跟被紀錄者經歷了完全相同的感受與恐懼，甚至是懦弱，所以在等他們到終點的兩天之間，我寫下一些文字，思考這趟紀錄的過程，決定把鏡頭轉個彎對準自己。」
《活著》那十分鐘的影像由此而生。
純粹的北極
在北極，為了活著，必須對生活的小細節戰戰兢兢，學習如何刷牙、上廁所，學走路、睡覺、保溫。楊力州說，「從來沒有這麼注意自己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在北極，這一切小細節甚於一切。」
「我承認自己不是硬漢，在行進過程中我不斷在期待他們放棄，有一次要經過高壓冰層，那次我不能跟了，必須先撤到另一個點等他們。那天在帳棚裡告訴他們，『不走了一定要告訴我，一定要透過衛星電話告訴我。』我其實是想要拍他們失敗或放棄的心情。當然最重要的，我是怕他們放棄了，然後直接就回去，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裡。我、其、實、很、想、回、去。但是因為他們沒有放棄，所以我只能堅持拍完。」
那邊的環境惡劣，參加活動的1個月都沒辦法洗頭，楊力州說他在北極的時候真的很想把頭髮拔光。當地天氣很冷，每到夜裡至少會醒來10次，「我其實常常在哭，常常想到我的爸媽，我還有寫信給我弟。因為害怕死掉，所以恐懼很強烈。那時候聽到隨身聽傳來陳昇唱『思念的滋味』，聽不到20秒，眼淚就掉了，還因為太冷，淚流到一半就變冰塊。」一個大男人到極地，還是會忍不住留下男兒淚。
在北極，那個不動還是會瘦的地方，楊力州總共在那邊瘦了近20公斤，平均一天瘦一公斤。但是回到現代台灣，失去的卡路里逐漸又補回來。雖然征服北極很辛苦，但是跑通告卻比去北極辛苦好幾倍，每天忙忙忙，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雖然很忙，卻怎樣也瘦不下來。他開玩笑說這是他對太太比較不好交代的部分。
紀錄在北極
北極的天候很惡劣，楊力州帶去的設備都結冰，對焦環裡面都是油，但還是結冰，轉的時候發出格格的聲音，很可怕，根本不知道有沒有對到焦。帶去的電子儀器Moniter因為太冷了，在那邊變笨、變慢，常常有一個人從鏡頭前走過去，10秒之後才有一個畫片慢慢過來。「我很擔心拍的帶子都壞掉，因為都結冰了，無法做任何預防或是補救措施。早期紀錄片畫質不好是因為設備不好，採光不佳。在北極沒有光的問題，北極是永晝，常常亮到要把器材包起來。但是收的聲音慘不忍睹，風聲很大，好在後來杜哥(杜篤之)一格一格幫我修，才能呈現在戲院給觀眾欣賞。」
北極之行的紀錄，除了楊力州帶去的攝影器材之外，其他3名隊員都隨身攜帶相機，一看到美麗的景色就趕緊按下快門。所以回來台灣之後，他們也決定要將此行紀錄出書，之後大家將可以在書局看到圖文並茂的「征服北極」。
三位主角
本片第一個主角，就是這一次極地活動贊助商—「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的執行長劉柏園，外號劉肥。38歲的他事業有成，將遊戲橘子公司上市上櫃。為了回饋社會，劉柏園在2008年初成立「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希望鼓勵民眾勇於圓夢，這一次活動由「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出資贊助，組成「橘子基金會夢想隊」，參加Polar Challenge Ltd.每年四、五月舉辦的【極地大挑戰】（Polar Challenge）。Polar Challenge Ltd. 的營運性質，可以說是一種與媒體關係密切的特殊生態旅遊／冒險規劃公司，不限制參加者的性別、年齡與職業；參加2009年挑戰與訓練的費用每人為18000英鎊，超過九十萬台幣。年近40的劉柏園期望自己可以在40歲之前完成這個挑戰，並且積極迎接人生下一階段的事業挑戰。楊力州就他觀察表示，劉柏園具備極強的統御力。 
本片主角之二—林義傑，因為橫跨沙哈拉沙漠而聞名世界。對於他而言，這一次北極之行是他運動員生涯的最後一戰。32歲的人生，將從這一個戰役之後有一個分水嶺，邁向另一個人生階段。楊力州描述他看到的林義傑，「他是一個知識性很強的人，專業的運動選手，擁有過人的體能和毅力。」
至於透過選拔進入團隊的第三主角陳彥博，則是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活動，讓自己保持勇於追求夢想的熱情。楊力州說，陳彥博是大家的開心果，在疲憊不堪與情緒緊繃的情況下，大跳台客印度舞，博君一笑。
楊力州印象深刻，曾有一次陳彥博受不了無止盡的趕路，與無止盡的盡頭，萌生退意，賭氣的說「不走了!」。結果林義傑卻從背包裡拿出從台灣帶來的珍貴牛肉乾、他把牛肉乾給彥博。劉柏園也來安慰他，後來就沒事了。到了晚上搭好帳篷的時候，兩人就開始訓他：「你剛剛怎麼可以放棄呢？害我犧牲一塊牛肉乾。」原來他們講好，只有在最沮喪的時候可以吃一片台灣帶來的珍貴牛肉乾。
而比賽最後，這一組絕配隊伍發揮「台灣之光」，得到了第三名。
商業映演與慈善
紀錄片的商業映演可以這麼做真好!
《征服北極》在「遊戲橘子關懷文教基金會」的號召之下，很多朋友都掏腰包出錢買預售票。在這一波景氣寒冬裡，票房收入將全數捐給台北縣政府指定的社福相關機構，用來幫助更多青少年實現夢想。對此，楊力州開心表示，從《奇蹟的夏天》開始、到《水蜜桃阿嬤》、到現在的《征服北極》，這幾部後來做商業映演產生的利潤，大都有討論過怎麼運用，最後也都捐出去給需要的社福團體。「我覺得很開心，不管過程如何，結果非常令人滿意。」
《奇蹟的夏天》15%捐給運動相關教育，最後有100多萬捐給原住民少年基金，製作廠商另外又透過關係跟NIKE找了贊助，提供相關衣服設備給被攝影的足球隊。《水蜜桃阿嬤》募到的捐款也用來製作生命教材以及防治自殺，而《征服北極》則是票房收入全數都捐給台北縣政府指定社福相關機構。「原本我是規劃將票房收入扣除製作成本以及行政雜支之後，將剩餘款捐出去。後來「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打算將全部票房收入捐出，不扣除行政成本。甚至接下來基金會出資製作的5部關於老人的紀錄片也會做商業映演，收入也會做公益捐贈。」
十年電影夢
人生很多事都不知不覺，從當老師到紀錄片導演，從《奇蹟的夏天》到《水蜜桃阿嬤》，從接廣告案子到做商業映演，一直到《征服北極》以及《活著》，到票房收入捐贈給社福團體。楊力州表示，人生有很多不可預測的事情。做紀錄片工作10年，父母看他的影片都會睡著，不過因為《奇蹟的夏天》有得金馬獎，所以父母也會比較放心。
他表示，最近有一股風潮，大家對紀錄片有比較多的善意，資方也較願意出資投資。他希望可以在最短時間讓紀綠片的觀影人口提升1%甚至3%，越多越好。他自己心裡明白，自己的精華時段在這幾年，從《奇蹟的夏天》之後陸續有人願意出資支持續他拍攝紀錄片，也許光景只有5年，之後會再有其他優秀的紀錄片工作者取代他的位子，所以他這階段有非常強烈的使命感。人生有起有落，他也期許目前是波段而不是高峰，希望高峰在不久的將來。
夢想中的紀錄片工作室
除了希望能提升紀錄片觀影人口，楊力州還有許多理想要去實踐，其中就是成立一個『夢想中的紀錄片工作室』。他不希望紀錄片工作者被剝削，也不希望紀錄片工作者被敬佩是因為生活的很苦，「我覺得紀錄片工作者應該要有基本的生活水平跟尊嚴。」所以他成立一個很理想的紀錄片工作室，養了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在這裡工作的人每天下午工作4小時，領固定月薪，月薪從2萬、3萬到4萬都有，還有午茶時間，現場還提供漫畫。這個工作室已經成立將近一年，每個月支出大約2、30萬。為爭取合理利潤養工作室，楊力州在接案報價都比較高，常會被質疑，這常常需要花時間解釋，但他仍努力遊走在商業談判之間，只為了一個堅持的理想。「這是我自己的公司，所以願意用經驗去建立一個模範，爭取紀錄片工作者符合基本勞工的保障。勞動條件的保障並不是用嘴巴說，我自詡做一個良好的示範，也試著讓投資者了解紀錄片工作者合理的常態。」
紀錄片工會
除了成立工作室，楊力州和幾個志同道合的紀錄片工作者一起成立了「紀錄片工會」，目前是以常務理事領導，因為大家都在拍片，所以規定一個人輪四個月服務。楊力州以前不喜歡參加政府相關的會議，覺得容易耗損，但是身為工會理事長常需要出席一些會議，在朋友的開導下，他改變思考方式，希望趁自己現在還有一些影響力的時候，為紀錄片工作者盡一份力。
「以前紀錄片工作者保勞健保都不是在相關單位，常依附在理髮工會或是其他工會底下，三年前我跟幾個紀錄片導演一起成立工會。我們覺得，必須讓勞委會認為紀錄片工作者是勞工，當然這推動過程花很久時間。如果個人繳健保到鄉公所，要繳604元。但如果是工會成員，繳到工會就比較便宜，雖然落差不大，但對工會成員還是較有保障。除了勞健保之外，也有許多關於基本勞動權的討論，但能被接受的不多。例如我們提出合約範本，投資者還是會去看導演是誰、實際效益等等。」
紀錄片的未來
目前學校系所已設有紀錄片相關科系培養人才、中央機構如文建會、新聞局電影處有各項相關補助，加上公共電視大力投入支援，而且每兩年還有紀錄片雙年展，甚至連紀錄片工會都已經成立。最重要的是這一波電影院做紀錄片商業展演的風潮，帶動企業主願意投資拍攝，零零總總加起來，楊力州具信心的表示，「台灣紀錄片是有可能變成一種產業的。」也勉勵所有紀錄片工作者，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