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今年我選台灣電影時就非常辛苦，坦白說，選了很久才很幸運地選到了《你的今天和我的明天》；另外一部國片，我最後選擇了《甜‧秘密》──熟悉這個單元的人都知道，我們一向優先挑選世界首映的作品，但今年最後我們還是選了已上映過的《甜‧秘密》，由此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們可以用這個結果作為國片近年發展的一種觀察，看起來台灣電影有很多新人、新銳，或是現在拍電影的方法越來越多，機器也越來越輕便，好像也有很多新的資金投入，其實我擔心的是，這些新導演有的磨練可能還不夠，所以拍出來的東西很不成熟。

另一方面，我覺得台灣現在有一點過度太在意票房，但票房並不是衡量影片價值的唯一標準。現在國片票房隨便一喊就是一個億、兩個億的期望值，但十幾年前，國片票房破百萬時就可以開慶功宴了，大家對票房的價值判斷其實不斷在改變的。所以我反而覺得，票房不是認定電影價值的唯一方式。當所有電影都優先考慮票房時，它們在其他部分的要求顯然就會降低。例如，我覺得有的新導演的電影品質很不好，他們的作品充其量只有電視劇的格局，在敘事和表演手法也都不夠成熟。可是這些片子卻能因為某些因素在觀眾間受到歡迎，那不是觀眾的錯，觀眾可能不會辨識到那麼多細節，但是，在從整個電影的質感和美學上的提升來看，這是一個隱憂。

去年的金馬獎的得獎結果，已經是那個隱憂浮現的徵兆了。雖然國片市場看起來很蓬勃，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回過頭，攤開一整年的電影成績單，即使今年的台北電影獎劇情長片入圍片我還有一兩部還沒看，但是整體看來，我覺的整體成績還是不夠好的，紀錄片跟短片的表現還是比較好。這些單元的作品創意比較多，沒有票房包袱，也比較多元。

塗：前天我在選片指南上也有講，台灣的紀錄片這幾年十分蓬勃，有很多殺出重圍、創造票房的機會，也讓台灣觀眾產生了新的消費方式──買票到戲院看紀錄片。但是這些紀錄片在題材取向上還是比較侷限的，有可能被片商包裝上院線的，就是同一類的紀錄片，它必須熱血、草根、極度正面力量的，它倚賴大量的口碑行銷，倚賴觀眾的眼淚或是笑聲，和大量的包場，但是大家的選擇也都被侷限了。這是我今年要在「焦點影人」介紹王兵導演的重要原因。

塗：我還沒進電影節前，曾因為《第四張畫》和鍾孟宏導演去了南特影展，我們在影展空檔間還是看了一兩部電影，《夾邊溝》就是其中一部。那天我們其實都因為時差而在觀影過程中睡著了一下下，但是看完我們兩個人都很震撼，因為那個電影實在太寫實了，它拍出了很多讓你覺得不舒服但卻是真實的東西，寫實到它實在不像劇情片，我之前就耳聞過王兵導演，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回到台灣後我就找了他的其他作品看。

而我決定在今年做王兵專題的關鍵是去年的威尼斯影展，當我去年在威尼斯影展入圍名單看到王兵的《三姊妹》時，我心想「千萬不要被別的影展邀走！」（笑），因為這代表今年是最做王兵專題最好的時機，你想要回顧一個導演最好的時機就是趁他推出新作品的時候做，所以我很快查了一下，發現台灣從來沒有人做過王兵導演的專題，連紀錄片雙年展都沒有。因此我去年便在釜山影展見了王導演和他的製片，當面向他提出邀約，並開始後續的合作，我很高興能夠完成這件事，因為我不知道還可以在電影節做多久，但至少這個專題是我一定要做到的。

看到我做王兵專題，別的策展人可能會問「你怎麼敢做啊？」因為他的電影片子很長，也比較艱澀；它不是主流的電影，甚至是考驗觀眾的電影。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如果影展不做，誰做？如果影展不做，台灣觀眾和紀錄片工作者就更不可能看到不一樣的紀錄片拍攝方式。台灣以前不是沒有這樣的紀錄片，可是在現在的台灣好像不能亂拍這樣的東西，因為你不見得能找到發行管道，或是有機會出頭天。所以這就更應該讓大家看一下這種用極低的資源、憑著堅毅、非常草莽式的拍法所拍出的很深刻、很接近底層生活的紀錄片。所以我們就決定做王兵導演的專題，我們很高興邀到他最重要的幾部作品，導演也能在他很忙的行程中撥出時間來到台北。

塗：簡單說，傳統的、或是台灣近年流行的紀錄片都偏好給你一個濃厚的故事，我甚至開玩笑說，這兩年台灣有些賣座的紀錄片比劇情片還要煽情。

塗：你不會在王兵的電影裡聽到他自己的聲音，你甚至會忘記攝影機的存在。像《三姊妹》其實就是讓你一直看他們的生活，看到最後，你甚至會忘記背後有一個很主動在拍他們的人。但你又可以想像，這樣的成果一定是從拍了極大量的素材之中整理出來的，可是他幾乎不會讓你感受到導演在影片背後操縱的痕跡。

舉個極端的例子，王兵的手法跟麥可摩爾就是完全相反的，麥可摩爾就是從攝影機的拍法、立場、觀點、甚至從影片一開始，他就是要告訴你我是什麼立場，所以我要讓你看什麼，由此講出一番很大的道理，或是很大的故事。在台灣，導演們則是喜歡把紀錄片當劇情片來操作，他會抓到一個很簡單能讓觀眾在情感上產生移情作用的的梗，或是概念，然後再從這個部份去發展出一個故事，最後故事的目的仍是為了感動觀眾。

由此，你就更能發現王兵導演的難得。你幾乎無法從他任何一部作品講出一個完整的故事。他的特別在於他完全違背了我們習慣的敘事方法，他用最低限的拍攝方法，和最不加以文飾的電影語言形式來創作，但我覺得他卻最接近真實。所以他的藝術成就是很多紀錄片工作者想達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貼近真實。也因此，看《夾邊溝》是更可怕的經驗，因為我要一直告訴自己「那是劇情片」，但是那個電影看起來卻是真實到讓你覺得很不舒服。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更覺得此時此刻在台灣做這個專題是很有意義的。

塗：在他電影的演職員表上，你會發現每一行都幾乎出現了他自己的名字，而且工作人員總數很少。他就是用這樣小的團隊，以極克難、幾乎是以個人電影式的形式在創作。這樣的電影形式在中國不見得能見到天日，但是他在歐洲卻獲得很大的迴響。我覺得大家會從他的電影看到中國的真實面貌，看到真正藉由攝影機去捕捉生活和寫實的力量。而王兵作品的價值好玩之處也在這裡，他的電影看似沒有任何商業價值，但這些片在歐洲卻是大家很有興趣，一直傳唱著的。他的《夾邊溝》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的競賽，今年的《三姊妹》也是一拍完就入選了威尼斯影展，所以他是一個很獨特的紀錄片工作者。

尤其在我們的龍應台部長說要花那麼多錢拍紀錄片的時候，我覺得這專題很好，還很呼應到她的政策，我們也希望她有空來看一場（笑）。但講真的，我希望她可以來看看，也許她和台灣很多工作者或觀眾所認知的紀錄片的範疇或許其實是狹窄的，因而透過這個專題，我希望讓他們知道紀錄片的可能性是非常寬廣的。

而在這次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名單裡，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很主流的紀錄片，但也有一些很不一樣的題材，我反而更鼓勵大家去看看這些非主流的作品，其中有很導演就和王兵一樣，他們一開始可能也沒想過發行，甚是沒有想到拍的東西可能可以剪成完正的電影，只是很簡單的拿著攝影機就去拍了，所以我也希望透過入圍鼓勵這些不一樣的紀錄片類型，也許讓他以後有機會被發行，或是讓台灣觀眾看到台灣紀錄片有更多不一樣的類型。

塗：這個專題得以成形，首先要感謝和我們長期合作的法國在台協會。去年他們告訴我們法國最近修復了皮耶一系列的作品，詢問我們否有興趣放映，但因為我們對這位導演很陌生，便先請他們讓我們先看他的片子。看過之後，我們覺得十分有趣。艾特克斯是一位創作高峰期位於六、七０年代的導演，但是他的片子會讓你想到卓別林、基頓這些默片時期的全身藝術家。而且在查了導演的資料之後發現，他和賈克大地有多很多合作，電影中有些場面調度、表演方法也跟賈克大地的電影很有關聯。但是他在台灣的電影經驗中卻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作者，所以我們就先透過法國在台協會連絡上數位修復皮耶作品的兩個機構確認版權，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聯繫上艾特克斯，並發現導演雖然年紀很大，但還是很願意旅行，這對我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這次影展中介紹這位大家都很陌生的法國導演。

一方面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契機讓我們取得這些珍貴素材，所以做了這個專題；另一方面是，每當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已經有一定地位、台灣卻完全陌生的作者，我們都希望透過電影節一次把他介紹給台灣觀眾。其實每次策畫影人有很多選項，像是這次的陳可辛只要我們名字擺出來，大家就一定會進戲院看戲和聽他講話了。同時你也會有像王兵這樣，大家有點陌生、也覺得有點距離的。而艾特克斯又是另一種類型，這是我們自己不知道，所以當我們挖到這個寶的時候就一定要把他推出來。

Kiki的專題的確很合乎我們的影展精神，她非常年輕，不到30歲，同時他對電影的熱情和熱愛都超乎我們的想像。我們在國際影展上見過很多次面，都彼此認識，她其實很漂亮、很年輕、也很有才華，如果她好好地當演員，一定可以變成松島菜菜子那樣的明星。可是她選擇路和別人是截然不同的，她都拍獨立電影，更因為不甘只能等著被導演、製片挑選，所以開始思考她有沒有可能去找她想演的東西。她這樣的企圖就在演員的職涯選擇上帶出一個新的邏輯：身為演員，我是否能在選擇影片上面擁有我的自主權？

我做Kiki專題更重要的原因是想給台灣年輕演員一個榜樣。並不是說大家都要去當製片人或是做幕後；但是，有自己的信念和想法是很重要的。很多台灣演員在有知名度後，第一件事情將經紀權拿回自己手上，好挑選更好的作品，可是Kiki更進一步自己參與製片，為的就是接近她有興趣的作品，而且她也堅持只演電影，不做其他的表演。台灣和中國有很多明星還是會去演電視劇，或是從事維持商業利益的表演，我不是說這樣不對，但是堅持只演電影是很難的，所以她應該是一個很值得被關注的對象。

有很多人都問我擔不擔心今年的票房會因為台灣觀眾不熟今年的焦點影人而受影響，但我永遠都用這句話回答他們：「如果你做電影節第一個想到的只有票房，那不如不要做了。」尤其我們是市政府支持的電影節，如果你只在乎票房，那每年的主題城市就做紐約、洛杉磯，到各大影展去挑很多明星的片子來放就好了，也不用花這麼多力氣去辦競賽，和這麼累的選片（笑）。所以我真的覺得有些東西只有電影節有這樣的資源和力氣去做這件事，那何不好好利用？你想要商業體系下有人去做這件事是根本不可能的。

塗：我想都是會，來自市府或市議會都有。但是，我們做了這麼多年了，一定有影迷的基本盤，所以不可能崩盤到什麼地步。再者，這個影展很大部分的資源來自於公部門，在這情形下，我認為我作為策展人的責任則是將它視為一個文化活動，再從這樣的角度去規劃，而非只想到賺錢。我們當然也希望電影節的成本有一定的回收，不會讓市府的預算就像丟到大海一樣，但我在選片的考量上，票房不是唯一的考量。如果勉強一定要講有什麼考量要跟票房真的有關，我覺得是影展的「多元性」。

塗：與其很市儈的說考慮票房，不如說我們考量的是如何讓不一樣的觀眾多一點選擇，或更願意接近台北電影節。因而，我選片時並不會刻意去想「那些片一定會賣，所以一定要挑」，我會考慮的是，這個片會有哪一群觀眾喜歡，或是這個片在以前的影展操作上，是有觀眾接受的，那我就會覺得可以做。

我再拿《愛在黎明破曉時》三部曲的放映做例子。其實當初我只是一股腦憑著夢想，認為一定要完成這件事，我也沒想過賣不賣座。但在我們公布訊息後，發現關注的人數高得恐怖，也有很多人也私下問我們可不可以先劃這三場，我們這時才覺得它的反應可能會很好。同時，我也可以告訴大家：很現實的是，《愛在黎明破曉時》和《愛在午夜巴黎時》是我們今年所有影片裡面最貴的片，而且因為它是珍貴拷貝，還要另外付一筆拷貝租金，所以這兩部片在成本上反而是最高的，所以在找這兩部片時，我們還得敲算盤，考慮在預算有限的情形下，我們要不要花這麼多錢去放，但我們算的不是三場的座位數有多少，可以賣多少票，我們這樣會不會回本；我們算的是，剛好有這個契機，那我們目前的資源是否足夠做這個活動，完成影迷們的夢想。

塗：放這三部曲一定滿足了很多資深影迷的需求，電影節的策畫就是希望盡量去滿足不同需求的觀眾。就像王兵的專題，它絕對不會是我們這次最受歡迎的主題，但它可能可以讓一群特定觀眾非常滿意。它可能會被排在比較小的廳，但是滿座率一定不會比其他單元的電影低。我們不能因為某類片子只能吸引50、80個觀眾而就不考慮做這個單元，我們要考慮的應該是怎麼為它做到最好的調整，例如我們如果在中山堂放王兵九小時的《鐵西區》，那是真的不會有那麼多觀眾去看的；但要是把它擺在廳比較小的華山，那就真的會有一小群剛剛好的觀眾，或許非常認真的帶著三明治來，花一整天把片子看完，我們考量的應該是在這方面的安排，倒不見得盡是在算票房。

塗：這樣的壓力在所難免，而最關注我們票房的是議員，所以我也很希望有機會讓議員們知道一個文化活動或影展不應該只用票房來衡量。如果他們來看一場王兵，聽了王兵的演講，或是聽了我為什麼做王兵的初衷，他可能就能了解也許王兵的電影無法幫電影節賺錢，可是他能做到的文化交流，或是開拓觀眾的眼界的程度，不是用票房數字可以衡量的。

我們前年做倫敦專題票房不錯，但去年做斯德哥摩爾時票房就比較差，我們在議會的確因此就承受了壓力。但坦白說，如果每年都要成長，我們十五年來票房不就早該破了兩千萬了？但辦影展並不像片商進口電影和排片思考的是商業運作的模式，所以不應該只看數字的消長。

我去年年底也去了議會，很高興聽到有議員和我們用一樣的角度思考和發言，認為這是一個文化活動，但還是有議員會指責，問我們說給你們那麼多錢，票房卻退步那要怎麼辦。我其實也是很失望的，只能奢望他們能來多參加幾次電影節，然後從中了解：這個活動不能這樣衡量吧！因為電影比較重要的目的應該是在文化上的影響力，或是在文化上為市民，或是為台灣做到的成績，而那並不見得是能用數字能衡量的。

塗：我覺得今年還不錯，但這是永遠都不會滿足的，比方說，我們永遠選不到坎城的片（笑）。而影展工作其中難免也有些遺憾，但我們還是盡量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做到最好，像今年在趕手冊出版的時候，我們還在等一些片子的回覆，所以就很嚴重的壓縮到同仁的工作時間，其實他們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大家都有共識，希望讓最新、最好的電影在可以的範圍之內都放進電影節，我不敢說我們做到最理想的狀態了，但我們很盡力了。

塗：難忘啊……讓我覺得滿驕傲的是，在這幾年看到有幾部台灣電影都因為在台北電影節獲得很好的口碑，而帶動後續的票房。這代表電影節不再只被認為是某種高姿態的品味指標，我們也能成為國片市場的指標。另一個做的不錯的是，我們把台灣電影帶到國外去，一方面我們讓很多影人看到台北電影節、看到台灣，另一方面，我們也因為台北電影節而將很多電影介紹到國際上。而台北電影節在跟觀眾、跟業界、還有跟國際的接軌，都是一點一滴一直累積成長的。例如，今年有很多電影是主動找上我們談合作，希望可以放在電影節裡。這些成果讓我覺得很高興，代表我們能讓很多新電影在這裡被看到，而他們也相信在台北電影節放映，會讓觀眾有一個衝動想要看這部電影，並在看了以後會去傳播這部電影的聲音，這就是電影節的影響力。我也希望這影響力不會只限於台灣，它在國際上也能有，只是以不同效應去運作。同樣的，我也無法用數字告訴你這些成長，但我自己覺得這是讓我最開心、最難忘的成果。

當我到國際上遇到一些影人，他們跟我說「喔！我聽過台北電影節！」或是「我有朋友參加過你們電影節，他覺得很棒！」那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那比你告訴我票房破幾百萬還令我開心，這些東西是無形的，但這才是用市府的財政資源做文化活動應該希望達到的事情。

塗：國際作品太多了，我最喜歡的片大部分都落在國際青年導演競賽，例如去年得獎的《誰讓子彈飛》就是我在國際影展一眼相中，當下決定一定要把它放到競賽中的作品。台灣的電影的話，去年的《逆光飛翔》是真的讓我覺得很舒服的電影，我不敢說他是最好的台灣電影，但是它是去年讓我在觀影過程中最舒服、最有正面能量、最被感動的電影。我很高興這部電影在我們這裡首映，而且去年它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場，是我這三年來最難忘的首映，我們和電影公司與製作團隊安排好一個很棒的首映流程，電影一演完，觀眾還沉浸在掌聲中，等字幕一跑完，我們就把光打到中山堂台上的鋼琴上，男主角裕翔就坐在台上表演，演奏結束之後，全部的演員就一起上台謝幕，飾演他媽媽的李烈上台，李烈又介紹裕翔的媽媽上台，那個當下已經超越電影跟真實，又那麼動人，那真的是讓我非常難忘和驕傲的一刻，我相信這是那一天在中山堂的觀眾這輩子最難忘的經驗。或者，像前年《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一演完全場瘋狂鼓掌的狀況，都是很難忘的場景。我不敢說那些電影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好的電影，但那大概是我這三年做電影節最難忘的經驗，那也是做電影節最驕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