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放映週報 洪健倫
楊力州導演曾用兩部紀錄片《被遺忘的時光》（2010）、《青春啦啦隊》（2011）翻轉了社會大眾對紀錄片的印象，讓觀眾發現紀錄片也可以如此親切、勵志。而他也讓電影圈看見，紀錄片其實是可以進行商業放映的。於是，看勵志紀錄片，也成了一種流行。楊力州的紀錄片溫馨正面的調性是後人效仿的對象，但他的紀錄片能這麼動人，一半是因為他的個性使然，他希望透過鏡頭帶悲觀的自己看見社會美好的一面，一半則是因為他一直相信，紀錄片可以改變社會，希望以生動方式，讓他所記錄的故事被更多人接受，產生更大的力量讓世界更美好。因而，他的影片一直以人為本，從小人物的情感面出發，引導觀眾進入拍攝者的人生，再由此將他所關注的議題帶進觀眾心底。
他的紀錄片新作《拔一條河》這次要帶觀眾看見高雄甲仙居民和困境拔河的鬥志。他從高雄甲仙國小拔河隊出發，帶觀眾看見這一群孩子如何用他們的鬥志讓社區的大人團結起來，找回與逆境拔河的力量。更難能可貴的是，明知要主打商業市場，楊力州導演仍在片中以大篇幅介紹了一群甲仙的新住民女性，她們嫁來台灣多年，原以為將獲得更好的幸福人生，沒想到卻進入一個不亞於家鄉的困頓生活，許多人連婚紗都沒拍過。但在風災後，她們為了家人，仍無怨無悔的一肩背起了養家重擔，也因為她們的投入，甲仙才能很快的找回生活的步調，他們在這個地方扮演著無名英雄，卻始終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
本次放映頭條訪問了楊力州導演，請他和讀者分享他在甲仙拍攝《拔一條河》得到的種種感動，以及他從甲仙這些媽媽身上，看到新住民族群在台灣社會下被漠視的問題。記者準備的八個簡短問題，竟換來導演許多極為精彩的人生故事，雖然因此使得本期篇幅長度增加不少，但若您時間允許，歡迎細細品味。
請問導演是在什麼機會之下開始接觸到甲仙國小拔河隊的？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我是在八八風災過了兩年半後，在2012年初時接觸到他們的。其實我們一開始並不是要拍拔河，當初是一間超商企業找我們談合作，希望可以幫他們拍一部關於發生在分店小故事的微電影，並給了我們一份資料，讓我們從中間挑一個適合的分店來拍。我一翻就看到了甲仙的分店，但當下撼動我的並不是店長做了什麼事，而是「甲仙」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讓我回想到四年前，八八風災的那一天。颱風登陸當天我在台北，正在進行「他們在島嶼寫作」中林海音紀錄片《兩地》的拍攝。當時外面狂風暴雨，但我們預計隔天要去台南，拍攝林海音的女兒和余光中老師在台灣文學館參觀一個林海音的展覽，那天整個辦公室的人一直忙著跟台南那邊聯絡，最後確認這個行程風雨無阻，我們便準備器材等著隔天南下。當晚在屏東山區等更南部的地方，已經陸續傳出災情了，所以我原打算隔天拍完台南之後，就帶著攝影師、攝影助理直接殺進災區。等我們隔天拍完，山區傳出更多災情，但交通中斷，大家都進不去，連家屬都只能搭直升機進出山區，災區也被軍方管制，不讓外人進入，因此我們無法如願進行記錄。同時，我也還正忙著處理《被遺忘的時光》和《青春啦啦隊》的後期，這件事就因此一直擱著，變成一樁未了的心願。
因而，當兩年半後我一翻開這本冊子，甲仙兩字映入眼簾，那對我來講是一種召喚。我非常相信這種命運的安排，或許如果我當年沒能在四年前八八風災發生的當下就進去拍很可惜；但當事隔兩年半，我調整了心情再進去拍，它呈現出來的故事會非常的不同。所以當我們開始拍《拔一條河》時，它要講的已經不是大自然反撲的可怕，或是政府救災有多麼渙散；我們要讓大家看到的是一種「後八八風災」的概念，儘管此時硬體的重建已經接近完成，但是人心的重建仍在進行，在這個氣候巨變的時代，我們不再只是要知道如何防範災害，更要學習「與災難共處」，我認為此時我們需要一個Know-how、一個故事當作參考。因為這樣的時空差異，造成我們的故事有不同的樣貌。
所以您是透過這個便利商店店長才接觸到拔河隊的嗎？
楊：我們一開始是想拍這個店長的。當甲仙兩個字抓住我的目光後，我便開始閱讀這間分店的資料，發現這個店長在做的事情非常有趣，他在甲仙國小推行了一個閱讀計畫，因為他認為鼓勵小朋友讀書是重建甲仙孩子信心的一項重要工作，因為所有的文字讀到了心裡之後，是誰也帶不走的。他的理念完全說服了我，加上我不想要做很無趣的溫馨微電影，而這個店長的故事就是我想拍的，所以我就跟辦公室同仁說我要去甲仙，結果整個辦公室尖叫！甚至有人連甲仙在哪裡都還不知道，還有人建議我「不要跑那麼遠，八里那間分店看起來也不錯喔！」但我很堅定的告訴他們「我要去甲仙。」因為對我來說，那是甲仙召喚我完成兩年多前的心願。
於是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就前往甲仙拜訪那位店長，但因為人太多了，恰巧片中「阿忠」的芋仔冰店就在隔壁，我們就到他的店裡借了幾張餐桌大家坐下來聊，而阿忠也加入我們，過一會他更把社區的人都找過來一起聊，所以那天後來，我們那桌總共坐了二十幾個人。那天我們聊了閱讀計畫的事情。同時，也是在那天，我們才第一次聽到甲仙拔河隊和他們的故事。
回去之後，我就和製片討論，他是個很敏感的人，所以大概也抓到我的意圖，便和我說，「微電影片長只有三到五分鐘，只能講一件事，要不我們就先好好地講閱讀計畫這件事就好。」但我回答他：「我不想講閱讀了，我覺得拔河隊好有趣喔！隔壁的阿忠也好有趣喔！」聽到我這麼說，辦公室的人就知道這一定不會是一部只有三、五分鐘的微電影了。所以我們最後先拍出一部將近半小時的短片，丟到網路上之後，發現觀眾反應非常不錯，我們就趕快把它撤下來，因為我們已經決定把它發展成一部院線紀錄長片，最後就成了你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模樣。
您也用了不少篇幅關注當地新住民新娘（外籍新娘）的生活，而在主打大眾的院線片中大篇幅的放入新住民的題材，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很佩服也很感激您這個決定，可否也請您和我們聊聊？
楊：當我們把拔河擺進來，開始去拍這些小朋友的時候，就已經知道這裡面將近有三分之一的小朋友媽媽是新住民。所以當我們發展成長片的時候，才決定把新住民媽媽擺進來。把媽媽擺進《拔一條河》對我來說是一項天人交戰的決定，因為，當我們要做一部院線長片時，新住民總是被台灣社會漠視的，因為要把這樣的題材發展成一部商業電影，其中有不少風險。但是，你心裡又會有另外一個聲音提醒你，你之所以做紀錄片，就是因為你想要有自己的主張、也因為有些議題就是商業電影永遠都不會碰的，這個聲音最後戰勝了，我們便決定把新住民媽媽的生活擺進來。
我們拍片時曾針對新移民族群做過簡單的調查，近十年是新住民媽媽嫁來台灣的高峰期，所以他們的孩子大多都還在就讀小學或國中，其中有少數已經就讀高中，有更少數的人在上大學。等到他們有自己發言權，還要一段時間，可是我覺得這個社會不可以這樣漠視他們的存在。
而且他們現在人數之多，你絕對想不到。台灣社會過去一直由閩南、外省、客家、以及原住民四大族群組成，但新住民人口已經在去年超過原住民了。而且原住民的人口認定很寬鬆，只要父母一人是原住民，他們的小孩也可以被認定為原住民，但外籍配偶的人口統計數字中並不包含他們的小孩，所以如果你把外籍媽媽的小孩算進來，目前國內總計共約五十萬個新住民配偶（編按：導演指的是內政部不分國籍、性別的統計人數，共約48萬人，而至2013年六月底，中國、東南亞移入的女性配偶則接近45萬人），假設以每人生了兩個小孩計算，那就有一百萬個小孩，這總計約一百五十萬人的數字，早就超越了最早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也直逼客家族群的人口總數。但是，這個為數如此之多的族群在台灣社會中，卻連一個鄉民代表、一個市民代表都沒有，整個台灣社會竟然對他們漠視到這種地步。
有天拍片跟社工聊到這件事，我非常激動地告訴他：「八八風災之後，在甲仙這個地方，是這些新住民媽媽撐起了這個小鎮的基礎，但是你知道這些媽媽被漠視到什麼程度嗎？你看上面那瑪夏鄉，他們有『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照顧他們；下面的美濃，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照顧他們。那甲仙的這群人呢？你絕對猜不到照顧他們的是誰──是行政院下面的內政部，內政部下面的移民署，移民署下面的『外籍配偶科』。」一個科！這麼小的單位要負擔的業務，要照顧的人，是一群超越原住民直逼客家人的族群，你絕對無法想像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會漠視一群人到這種地步！
這些媽媽會老、會死，可能始終因為語言隔閡無法融入台灣社會，若你真因此而不理她就算了，那孩子呢？每個孩子都是台灣的孩子，你知道他們跟媽媽去市場買菜時，賣菜的大嬸一聽到媽媽的口音，常常話鋒一轉，當著小孩的面問這些媽媽「妳先生是用多少錢把妳買來的？」這樣叫小孩子如何認同他的媽媽？要是這個小孩的成長過程因此始終是憤怒的呢？接下來不用五年、十年這些孩子會成為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一群人，如果他們心中懷的是憤怒，我覺得這絕非台灣之福。雖說我們現在已經有電影、紀錄片在講外籍／新住民媽媽，但大多都是控訴、悲情、受虐、家暴，我不能說它不是事實，但當我在甲仙看到一群新住民媽媽，是正向的、帶領著村民，我不趁現在高舉這件事情，那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所以我便在《拔一條河》裡很刻意地放進她們的故事線。
同時，雖然說故事的主軸還是拔河，但是這群新住民媽媽卻帶著我為「拔河」兩字找到新的詮釋。拔河是一種運動，但是這些媽媽們也在跟社會的漠視拔河，而社區的男人、從外地返鄉的女兒們，他們也在跟大環境、跟自己過往的價值觀拔河。從這角度看來，「拔河」這兩個字已經不只是運動，同時還代表了一種「態度」──在拔河這件事情上，要贏，最重要的關鍵是「不放手」，小朋友不放手、媽媽不放手、社區居民不放手，他們就會贏。這個概念打通了我拍《拔一條河》的任督二脈，整個敘事也就呼之欲出了。
片中小朋友一心想贏得拔河比賽的精神進而激勵了甲仙的大人找回奮鬥前行的力量，真的很令人感動。
楊：我以前並不相信小孩子竟能扮演帶領大人的角色，我都想：小孩子哪懂事啊，不都還是大人教他們的嗎，像這樣的情形大概只有在宮崎駿動畫中才會看到，他的很多部動畫都告訴我們，原來有好多事情是小孩子才看見的。但我沒想到我竟然在甲仙的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了，我覺得他們看到了我們大人所看不見的東西，大概就是某種態度、堅持，然後他們透過一些最簡單的行動，給自己的爸爸、媽媽一點力量，我很高興能在這裡看到一個宮崎駿的世界。
楊：我們這次完全是靠攝影師和助理以雙眼去抓拍攝的焦距，所以他們都很緊張，很擔心拍完發現沒有焦。而拍完之後也的確有很多沒有焦的鏡頭，所以我們在後期時又另外花了一翻心力和資金處理這樣的鏡頭。例如焦點應該落在眼睛上，但卻跑到耳尖去，那我們就得在電腦上標出我們想要的焦點，在一張一張的將那個地方銳化。這樣的鏡頭我們大概做了兩百顆。
在拍攝《拔一條河》時，拿著攝影機的您是很主動的，時常可見您緊緊跟著被攝者並出聲追問，而非刻意保持客觀的距離，可否請您談談如何在此次拍片時拿捏鏡頭的進與退?
楊：其實在我每部片裡，攝影機和被攝者的距離都不一樣，但是有個想法是永遠不會變的──紀錄片對我而言絕不是客觀的觀察。攝影機的存在其實都會讓我們和被攝者間產生微妙的變化，所以我不會刻意去追求絕對的客觀，因為那個東西不存在，但是，我會視每部片對我的意義、企圖心各不相同，而選擇要進去，還是保持距離。在有些片子裡，我選擇退出一點，留出空間讓觀眾進到故事裡，但是在《拔一條河》我選擇是很進去的。
我選擇進去的理由非常簡單，因為這個地方和我的個人經驗非常相關。我跟他們一樣是從農村來的，我出生時，爸爸正在田裡工作，是鄰居把他叫回來，在家裡等著產婆把我接生出來。對我而言，農村是我血液裡的 DNA，但讀小學前，我父母因為農村機會少，種田也賺不到錢，因而選擇舉家搬到台北來，但當我上學後，每次填家庭資料表，填到父母學歷那一欄時，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填，因為我父母都只有小學畢業，但同學的父母多半是高中、大學畢業，從那一刻起直到中學畢業，我便一直想掩蔽我的出身，甚至還努力學了一口很標準的國語。
這樣的念頭就一直伴隨我到了高職畢業，直到我開始為考大學補習時遇到的一件事，才開始改變我的想法。當年為了準備聯考，我週六週日也都會去南陽街的補習班唸書，念到晚上七、八點累了的時候，我常常會到附近的新公園（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公園）去散步。在一個離聯考很近的晚上，我因為十分焦慮又到新公園散步，在那邊我看到有一群農民在抗議，其實就是「五二０事件」，是台灣解嚴後非常大型的農民抗議活動。當我在新公園閒晃時，看著一個個農民戴著斗笠，臉上黝黑滿布深深的皺紋，拿著標語呼著口號，我好像在他們的臉龐上看到了我的伯父、叔叔、堂兄弟們，他們就是長這個樣子。而那天晚上，政府選擇動用警力鎮壓農民，你就看到那群老先生、老太太在新公園到處逃竄，因為他們人生地不熟，只好在新公園四處竄逃。當時我人在新公園，看到警察在抓人，也只好跟著他們一起跑（笑），當我也在四處逃竄的時候，看著身邊的伯父伯母，那時我才意識到，我跟他們是一樣的，我和他們來自同樣的地方，留著一樣的血液，為何我那麼羞於告訴別人我來自於這裡？
所以當我到甲仙面對著這群人的時候，我的情感投射是非常深的。尤其當我們每到周末假日要離開甲仙休息時，即使只有休息兩天，他們都還是拿著芋頭、筍絲到橋頭來要你帶走，他們的熱情真的很讓人感動，同時也讓我很感慨，因為他們竟曾是我想要逃離、羞於面對的容顏，但是這些面孔此時卻這麼燦爛地歡迎著我們。
當這部片完成之後，我們在台北電影節進行首映，當天有一些甲仙鄉親也有來參加。當天觀眾的反應，連我自己都覺得很誇張，大家是從影片結束，跑幕的第一個字出現開始，一直到最後一個字跑完，燈光亮起，掌聲從不曾停過。而當我站上台，非常驕傲地將這些和我沒有血緣關係、來自同一故鄉、卻有著一樣的長相的人介紹上，台下的觀眾報以驚人的掌聲。而台上的策展人塗翔文也感動落淚地表示這是他辦了三年台北電影節，最不可思議的一刻。
前些日子，我們又特地選在八八風災周年的前一天回到甲仙，將這部完整的影片放給當地居民看，當天放映完之後，一位鄉親在臉書上貼了一張相片，下面只寫簡單的兩三句話：「我們是鄉下人，不懂什麼叫做鼓掌十分鐘的致敬，但是我們很愛你。」你那一刻就知道，這群人是接受我的，但是我卻又是曾一個極力閃躲這個世界的人，所以他們此時的認同對我而言，是意義非凡的。
所以你問我為何要投入到這樣的地步，我認為一部影片一定會投射導演的某些觀點、情感，而我們這次則選擇毫不遮掩去呈現它。
您這次和獨立樂團「拍謝少年」合作，請問您是怎麼開始認識他們的?
楊：他們的歌真的超棒的！會認識「拍謝少年」都是因為我們在拍短片／微電影時的攝影助理阿元，他真的是我拍片時多年來，見過最不認真的攝影助理（笑）。例如我們常拍到一半攝影師要換鏡頭，但卻發現他早跑去旁邊跟小孩子打籃球，所以他常常被攝影師罵，但是甲仙的小孩子和媽媽們都很喜歡他。有一天，他突然給我一首歌的 Demo MP3，跟我說「導演，這是我朋友組樂團作的歌，想請你聽聽看。」雖然一開始他說的話我只是聽聽，但一聽到他們的歌就發現整個都對了！他給我聽的歌叫〈我們苦難的蘋果班〉，在講一群孩子雖然覺得環境很糟，卻很努力的把自己調整好，讓我們聽到一群孩子如何在這麼小的年紀承受這麼大的苦難，我非常喜歡這首歌，所以當下就決定要跟他們合作。
而「拍謝少年」不但讓我們使用這首已經完成的歌，也替《拔一條河》寫了一首主題曲〈甲你的灶腳〉，獻給甲仙這邊的新住民媽媽。當初我想請他們幫我們寫一首主題曲，請他們回去想一下可以用什麼角度創作，他們下次見面時跟我說：「導演，我想要用新移民媽媽孩子的角度來寫一首歌，這個是這個小孩子長大唸完大學、出了社會後，回過頭為他媽媽寫的一首歌，他想告訴媽媽：阿母，雖然妳離開故鄉多年，我想告訴妳，妳非常的美麗。」最後這句話讓我很感動，當我們在拍攝工作的尾聲，在拍這些外籍媽媽正在化妝，準備一圓拍婚紗的夢想時，我們用鏡頭特寫她們正在上指甲油，因為經年務農而乾澀粗糙的雙手，這些媽媽見我們在拍，都會不好意思地把手縮回來，跟我們說「導演，阮 A 手就歹 A 捏。」看到一位三十出頭的女人這樣而跟你說時，我很很想要告訴她「其實你非常美麗」，因為她們的美不在外表，而是另一種美。
從您的《被遺忘的時光》、《青春啦啦隊》成功獲得觀眾矚目後，楊力州這個名字在台灣社會的知名度也提高不少，甚至公部門也會邀請您出席相關會議、記者會。請問對您在工作上或是和人接觸是否有產生什麼影響呢？
首先我不覺得我的知名度增加，我平時還是一樣穿著短褲拖鞋就出門了（笑）。-而最近的確較常受公家機關邀出席紀錄片相關的場合，其實一開始我並不想去，是林木材導演告訴我一定要趁現在多為紀錄片發聲，我也才認為我應該趁這樣的機會多推廣紀錄片。但就影響力而言，最讓我欣喜激動的，是紀錄片成為社會大眾視聽媒體的選項之一。
有一個經驗最讓我難忘。我平常也有在大學開課教紀錄片製作，修課學生的功課就是拍紀錄片，曾有個大二的女生因為極喜歡玫瑰花，決定把它當作這學期的紀錄對象，討論拍片計畫時，我就建議他可以到產地去訪問花農，了解一下玫瑰花的產銷過程以及的從產地到消費者手上價格的差距，那女生聽了就很高興的照做了。
而這堂課規定他們每週一定在課堂上呈現五分鐘的毛片，有天上課，這個女生和她的組員就神秘兮兮問我，他們這次片子可不可以放十分鐘，他們有特別的東西要給我看。我當然知道他們葫蘆裡一定藏了什麼東西，但仍裝作不知道地答應。結果輪到他們那一組時，投影幕上果然出現一位花農，正在接受攝影機後方的小朋友訪問，聊著產地批發價和零售價之間的巨大差異。
聊著聊著，鏡頭前的大嬸就很好奇地問這些小朋友為什麼要拍這個，女學生就回答他們正在學拍紀錄片，那個花農竟回道：「紀錄片？有啊，我最近看到一部紀錄片。」那一刻我很激動，因為看到一個花農說出了紀錄片三個字。她接著說「我最近看到的那部紀錄片叫《被遺忘的時光》」，接著就聽到鏡頭後面的學生開始尖叫：「那是我老師！」聽到那個學生這樣說，沒想到那位大嬸竟然就轉過頭來對著鏡頭說：「老師，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在看這一段，我想要跟你說聲謝謝，因為我們村子口就有一位老人家是這樣子，我們以前不知道這是一種病，大家都以為他瘋瘋的，你的影片才讓我了解原來這是生病，我明天會到他家去向他道歉。」當全班學生看到這段影片興奮尖叫或大笑時，我坐在教室的最前排，臉上早已掛滿感動的淚水了。
以前學紀錄片的時候，我的老師就告訴我們要用紀錄片改變世界，我也是這樣相信著，把這個信念傳授給我的學生們。因此，當看到紀錄片真的被更多人看見，那一刻真的很欣慰。但以前我們拍片時總認為，我們應該要帶著憤怒揭開社會光鮮外表下的問題，讓觀眾看見。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拍的，但是我後來發現，光是憤怒的影響力有限，會看的可能始終就是某一群人，如果你在其中加入一些幽默，會讓更多人願意接近它。我便在我的紀錄片裡面較難被接受的東西外面加了一些糖衣，當觀眾被逗得樂得開懷大笑時，躲在銀幕後的我便冷不防丟出一劑苦藥，讓他們一起吞下去。有的人反應比較快，可能馬上就意識到而開始思考；有些人可能不會在當下反應過來，但是他已經把我丟出去的苦藥吞下去了，等日後慢慢回想起來時，相信也會讓他的想法產生一些微妙的改變。所以雖然現在拍片時那個憤怒還是在，但是我懂得用糖衣去包裝它們，我也始終相信於紀錄片能夠改變世界，更要繼續用紀錄片改變世界。
本文轉載自《 放映週報 》第422期「放映頭條」，版權為 《 放映週報 》 所有，經同意後供非商業用途轉載使用，本文於《 放映週報 》官網連結為：http://www.funscreen.com.tw/headline.asp?H_No=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