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其實我一開始就只是拍爸爸的故事而已，因為紀錄片沒有劇本，我就跟他們一起生活，一起經歷事情，所以當時只是以罕病家庭的爸爸生活所見所聞作為拍攝取材。音樂部分是到剪接階段時，才比較清楚確定覺得可以拉出兩條線：爸爸與家庭，爸爸與音樂。

黃：「不落跑老爸俱樂部」是巫爸和巫媽先組成的。會有這個老爸俱樂部的原因，是因為基金會先幫病童組了一個小朋友合唱團，透過每個周末到基金會練練歌、學學鋼琴、練練聲樂，他們可以認識其他的病友，讓他們互相支持。當時媽媽都會陪著孩子一起來，媽媽在一旁坐著沒事做，基金會就也幫媽媽組了一個合唱團。而罕爸則一直沒有這樣的團體，因為大部分的爸爸對孩子生病這件事，多處在逃避的狀態，只是當司機把孩子、媽媽送來，下課後再接回去。那時候巫爸和巫媽看到這樣的狀況，他們就想辦法慢慢號召兩、三個爸爸，也成立這樣的合唱團，團員慢慢增加到四個，到最多時接近二十個人，以練唱為主，慢慢讓爸爸們聚在一起，不會在周末時只是置身事外。

黃：剛組團時，除了組過團的鼓手勇爸之外，大家都還不太清楚甚麼叫做「搖滾樂團」，或者到底該練成甚麼樣子，表演狀態是甚麼，因為他們沒有去聽或去看這樣表演的經驗。所以在成團之前的夏天，我就帶他們到貢寮海洋音樂祭，裡面都是搖滾樂團，讓他們去看看這些年輕人玩團是甚麼樣子。我們一起搭火車去福隆，路上爸爸們都很開心，因為他們很少有機會出去散心、出去玩，而且是媽媽沒有跟孩子沒有跟，就六個大男人。在那邊他們很開心也很放鬆，要不在沙灘上奔跑、跟著音樂搖擺，就是躺在沙灘上聽音樂。

在黃昏回程的火車上，我就問爸爸：「怎麼樣？這樣的音樂可以接受嗎？會不會受不了？」爸爸就說：「不會啊！還蠻輕鬆的，看它們年輕人很有活力。」那我就說：「好，那我們這個樂團明年也要來這裏，但不是台下而是上台。」爸爸們當下覺得不太可能，但我告訴他們「當然要試試看，不試怎麼知道，再說練團總要有個目標，反正表演是一年後的事情。」總之便是希望以這個當作目標，這樣大家會比較積極一點，爸爸們也說好。阿山接手之後，他就認真的規劃排練進度，告訴爸爸這不是開玩笑的，大家就依照海洋音樂祭要的報名方式來安排，例如：報名至少要錄三到五首自創的歌曲，他們就依此規劃多久要有一首、練習進度、甚麼時候要錄音，甚麼時候要報名等等。樂團剛開始跑時基本上都是阿山在和他們討論，我就是有空就去拍，沒空我就放著他們自己進行。

黃：對我來說，拍紀錄片比較像跟著被攝者一起生活，但我並不是在旁邊永無止盡的拍，而是抓一些重要的事件跟時間點，例如事件的開始與結束，而中間全程我都會陪在旁邊。會抓事件的頭跟尾，是因為我覺得事件正在發生的時候也許不是最重要的，要去看的，反而是一個人在事件發生之前跟之後的狀態差異，例如：要去參加比賽前跟比賽後，錄音前或錄音後，要去參加海洋音樂祭的前一晚是甚麼樣子。在他們家一起過一天，某種程度就像是今天去朋友家住一晚，或跟著他們去玩一天。也因為我已經拍攝很久了，所以在他們家時，並不會一直很緊迫逼人的想拍到一些甚麼，有時候可能去了一天，攝影機卻拿起來沒幾次，但抓拍的都是我自己有所感受或是很重要的東西。

這樣的陪伴的過程很重要，因而人物和畫面在鏡頭裡頭的狀態，也都能夠是我作品裡想要呈現的自由自在的狀態，因為長期的陪伴，讓他們習慣一整天下來就是做自己的事情，不用配合也不用在意我，我只是在自己覺得適合的時候把攝影機拿起來，我也不會去介入他們、引導他們干擾他們，像是觀察的角色。對照上次的《飛行少年》，我這次《一首搖滾上月球》做了一點不同的嘗試，把訪談的比例降到最低，盡量做得有點像劇情片，讓人在畫面或情境裡面去呈現他們的生活，這樣人物和人物之間的對話就是最自然的。也因為這樣，拍攝當下的敏銳度和觀察力就要更強一點，否則就會不知道自己要拍甚麼。

黃：這五年拍下來的素材檔案，容量高達12T，裝滿十幾顆硬碟。光聽打的量也非常龐大，我邊拍其實就邊整理了，而要剪接這個故事前，我會把所有東西先在紙本上看過一次，把每一個人五年間發生過的事件，先按照時序整理出來，在開始想該怎麼樣就手上的素材去鋪陳、架構，我再按照這樣的架構慢慢縮小範圍。初剪大概花了半年，剪出五個多小時的影片，雖然已經割捨很多東西，這個版本裡每個爸爸的人生過程都還是有很完整的起承轉合。但這樣的篇幅還是太過冗長，要講的東西也太過飽滿，所以和監製討論後，就想辦法把篇幅縮在兩小時內。而這次修剪的重點，是在六個爸爸生命樣貌雷同的地方，留下最具代表性的那一段，例如說：談孩子生病或上學，如果三個都有上學我就從中挑一個，小孩生病我也是留下狀況最特殊的事件，其他的就都割捨。我知道沒有辦法讓六個人都很清楚完整，我就把這六個人變成一個樂團，做成一個單一主角的形象，整理出讓觀眾在戲院觀看的時間範圍內可以理解的內容。

黃：新北市的〈地瓜阿爸〉的誕生，就像它的活動宗旨，這個徵件是為了輔助正在進行中的長片，能因此獲得一點點資源，當年補助金額是二十萬，從今年起是二十五萬，拍紀錄片很需要資金，所以我們就配合這個活動的美意，從鄭爸的生活剪了一篇這樣的短片出來。在《一首搖滾》上映之後，理論上不會再幫其他的罕爸擠出個別的短片。

黃：主要是因為時間點的巧合，新聞裡也提到年關將近竟然發生這樣的不幸，後來剛好除夕夜當天，也發生勇爸小孩跑出去的事件，這兩個事件相連性非常的大，都是單親爸爸，也都開計程車，劇情張力非常強。同時，決定把這個新聞剪進來，也是想透漏一些清楚的資訊──在這樣的生活壓力之下，下一個輪到的可能就是勇爸，或是其他任何一位罕爸，這則新聞也清楚讓我們看到這些罕爸隨時都會落跑，落跑的方式包括最糟糕的自殺。同時我也透過對照這段新聞讓大家知道，這些罕爸現在如此堅強，就是想擺脫這樣的命運。我也想讓觀眾在一開始看到這則新聞時，可能會稍微緊張，等到他們發現不是勇爸，再回去看待這些罕爸的生活時，他們的眼光又會不一樣。

黃：對我來說，紀錄片創作最大的意義和價值，不在於藝術層面上這部片拿了多少獎，在藝術形式上突破對我而言並不難，但是他卻沒有溝通的效果。而是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和觀眾溝通，觀眾看得懂、理解、而且喜歡它。看得懂包括他看的懂導演想說什麼，甚是導演沒有直接跟你說教的地方，他也自己延伸反思。我希望透過我的作品造成一些好的影響，包括《飛行少年》也是，所以我不會用一些艱澀難懂的形式，或是所謂的各種學院的理論。我的作品也不一定要在院線上映，上映與否只是在於資金夠不夠，我又希望這個片子能有多大的能量，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這部影片。

而在《飛行少年》中我也有一段類似的處理，我用一段音樂，讓這些小朋友半年的時光像MV一樣帶過。而在《一首搖滾》之中也是這樣，只是剛好他們原本就已經有一段音樂，而這首歌也是他們生活的寫照，所以我就搭配這首歌去講他們生命、家庭的歷程，這只是一種形式的選擇而已，倒不是考量這樣是不是夠通俗、夠不夠感人。

我覺得「感動」是一部片最基本的元素，若你想讓觀眾願意把你的片子看完，而且看得懂、覺得好看，並且因為這部片開始有一些延伸與影響，讓他們「感動」是絕對需要的，但是我認為感動不該只有正面的流眼淚，包括反省、改變、內在的衝突，我都把他歸類為「感動」。現在上院線的紀錄片也很多，有一窩蜂的導演要去拍激勵人心、勵志、跟感動的電影，我覺得那樣的詮釋都太表面了，我認為感動最大的意義是，讓最難的是讓來自不同背景的觀眾，因為這部片子而開始行動。這可能包括了：我要改變對於弱勢家庭觀感、對於看待人生或世界的角度。這才是我每次透過影片所想達到的。

黃：我拍的故事還是以人為主，而對我而言，很重要的元素是「真實」，這才是撼動人心的最大力量。這力量來自於你讓大家看到這個世界上居然有這樣的人存在、過著那樣的生活，而我竟然從不知道，這就是紀錄片的力量和魅力所在。比起劇情片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帶來的感動是不同的，大家可能因此感到有趣、居然可以想到這樣。但對紀錄片來說，「真實」絕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而你能怎麼呈現真實，又真實到什麼程度，就因每個導演的處理方式和能力而異。對我來說，就是讓主角在鏡頭中很輕鬆、自在的去呈現他生活樣貌，我便是把這樣生命的原味不加太多調味料，讓它呈現在觀眾面前。而如果我今天因為功力不夠，拍到不夠好的素材，回來就得做許多加工，可是我比較在意在拍攝現場和被攝者的溝通，和我自己當時的思緒，所以我會更要求自己每一次都把最新鮮的原味抓到，最後只是看你怎麼去呈現給觀眾。

黃：我跟阿喵認識滿多年了，也有滿多惺惺相惜的共通特質：我們都是拍紀錄片起家，風格也很接近──他當年拍了《翻滾吧！男孩》，我拍了《飛行少年》，特別在當時紀錄片氛圍還沒那麼活潑時，我們是比較寂寞的，當時大概就是他、楊力州、和後來的我，才開始有一些有別於之前台灣紀錄片風格的作品，當然我們也遭受了許多壓力和質疑，認為我們拍的不叫紀錄片，所以我們幾個人是很惺惺相惜，彼此間有滿多東西可以聊的。喵導也知道我這部片拍滿久的，加上他的歷程，他也只能鼓勵我一直拍下去，我們不曉得何時結束，作品又會片成什麼樣子，但是時候到了的時候，你就知道該怎麼做，在這樣的朋友鼓勵之下，我雖然也經歷不少徬徨的時刻，仍舊把它拍完。拍到最後差不多了，樂團的狀況也出現了，在跟他討論時，他就說「有看到囉，差不多可以囉。」那時我們也評估這樣的故事看來能量滿大的，滿大眾化的，我們可以來推推看上院線，讓更多人看到，不是電視播完再出DVD而已。但是我沒有任何院線發行的經驗，而阿喵在這方面經驗比較多，在電影的後製到宣傳都走過一遭了，所以我就厚著臉皮請他當我的監製，他也滿願意用他的經驗陪著我讓這部片在後期進行更順利。因為有他的幫助，在後製的階段我們能和一些劇情片的專業工作人士一起合作，包括剪接、配樂都是，他們幫忙把這部片的質感和程度拉高，讓觀眾不會進到戲院後覺的這部片只要在《紀錄觀點》播一播就好了。

黃：負擔一定會有。但當初這些爸爸願意敞開家門和心門，讓我拿著攝影機走進來時，他們心中也很清楚為什麼要讓自己在鏡頭前暴露他們生活的一切：目的就是他們想讓社會對這些族群更了解、消弭偏見，甚至去鼓勵其他被誤解、在生命中走不出來的任何人。他們也知道這個電影上映後會造成很好的回響，宣傳也很重要，這段宣傳也最累。我告訴這些爸爸只要把握一個原則：任何宣傳活動只要違背到你們的孩子和工作，就以他們為主，這些宣傳都不用參加，也不用勉強。有能力，心甘情願再來，這是我和他們之間的默契。像是這禮拜巫爸的孩子動手術，比較危險，所以他就沒有參加任何宣傳行程，我們也都理解。我們很清楚這部片的初衷是要造成好的影響，而不是要讓他大紅大賣，大家賺大錢，所以大家還是做好我們基本該做的，顧好各自的家庭，行有餘力，我們再做更多。

陳可辛導演此次也透過他的電影公司，將《一首搖滾上月球》介紹給香港觀眾，而要讓紀錄片登上香港大銀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否和我們分享聽到這項消息時的心情，當時陳可辛導演又是怎麼看您的電影呢？

黃：這是我們拍紀錄片最大的成就跟滿足，因為你永遠都不曉得，在你盡心盡力做完這件事情之後，能夠產生什麼影響。參加台北電影節，我們都很在意是否能拿到觀眾票選獎，因為那代表我所在意的。更讓我意外的是，在影展結束一陣子之後，評審團主席陳可辛導演竟然主動聯繫我們，他覺得這部片很感動他，而且很棒，所以他希望簽下這部片的版權，在香港上映，甚至在東南亞的好幾個國家一起發行。遇到這件事，就會讓我覺得我在做紀錄片的想法跟方向是沒有錯的，因為你被看到了，而且還想辦法幫我讓這部片被更多人看到，也許下一個看到的人也會被感動而開始行動，這是我很樂見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