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〇年代，民主的浪潮奮力湧起，海外黑名單陸續闖關回台，都是對基層黨工意義重大的事件。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在他的喪禮上，黨外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也跟隨其腳步自焚身亡。對許多狂熱投入反對運動的基層人士來說，這層層事件的堆疊，讓他們的反抗意志更趨強烈。他們犧牲了工作、家庭與生活，只為一...
七〇年代，民主的浪潮奮力湧起，海外黑名單陸續闖關回台，都是對基層黨工意義重大的事件。1989年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在他的喪禮上，黨外運動草根工作者詹益樺，也跟隨其腳步自焚身亡。
對許多狂熱投入反對運動的基層人士來說，這層層事件的堆疊，讓他們的反抗意志更趨強烈。他們犧牲了工作、家庭與生活，只為一股腦地追尋所謂的理想。如同電影中主要紀錄的兩位主角：外省第二代女作家曾心儀、人稱「康仔」的康惟壤。時至今日，步入中老年階段，以當下的日常瑣事與生活形貌，對照著台灣或他們，在八〇至九〇，那些政治碰撞、經濟榮景而風起雲湧的「狂飆年代」，都在影像和影像的隙縫之間，流瀉出蒼涼的情懷亦或釋然的情感。
台灣近四十年來民主化的歷程，不只有舞台上的菁英，更多時候是由基層運動者的熱血而撐起來的。在《狂飆一夢》中，希望透過影像的敘事重整，試圖理解反抗者們的初衷，以及他們宛如宿命般被束縛的自身狀態。「一夢」暗喻世事無常變化，所有的成敗枯榮、執著心念，到頭來都像夢一場。雖說勇敢追夢，但也不得不承認，夢在多數時候，既難實現，又無從把握。
【主角簡介】
曾心儀，是外省第二代女作家，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即已成名，作品關注中下階層困境與女性自主。她在1978年起全心投入台灣民主化運動，然而同志之間的爭鬥，讓她對反對運動逐漸產生困惑。加上鄭南榕與詹益樺之死，為她帶來極大的震撼與創傷。她踏訪阿樺的家鄉高雄美濃，以報導文學的方式寫出了專書《阿樺》，追尋緬懷好友，甚至試圖探究詹益樺自焚的原因，是否有顯為人知的內幕。
康惟壤，人稱「康仔」，是一名麥克風手，能將任何艱澀的內容，以國台語雙聲道，「翻譯」給一般的群眾聽。八零年代末期，康惟壤開始在街頭有發揮的舞台，在北區政治受難者基金會（簡稱北基會）當全職的總幹事，以「莫讓黨工成為民主運動的祭品」為理念，批判民進黨公職在得了權力和掌聲後，對基層黨工的不聞不問。在北基會的幾年，康惟壤無役不與，看見了更多反對國民黨勢力裡的階級問題。直到九零年代初期，民進黨逐漸走往議會路線，街頭抗爭已大幅減少。
【導演的話】
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自序）／廖建華
如果為更美好的社會奮鬥是大愛，過好個人生活是小愛，那麼，在大愛和小愛之間，要如何拿捏、抉擇？
回顧一段關於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歷史事件，可能做法是列出線性的時間與地點，不同階段的前因後果，像是三幕劇一般，重要角色逐一登場，領導者之間有怎樣不同的看法與拉扯，最後歷史會往前推進，成為得來不易的現今，而我們也常被這樣提醒。在這過程中，我常有一種錯誤的意會──追求理想社會的路上，總是會充滿悲憤的情懷──前人如此前仆後繼地犧牲奉獻，有幸承接前人成果與意志的我們，有責任要讓這個社會更好。
於是起身，一股腦的思考與行動，即使自己只是社會上的一小螺絲釘，不是那些能站上台的、出現在螢光幕上的領導者們，我們在自己的崗位上，不求名利，為了台上台下，跨越時代的共同理念，持續的貢獻一份心力、勞力。
在一場抗爭當中，號角響起，參與在人群中的我們，有那麼一個選項，就是跟著往前衝，但沒人能保證我們不會受傷，不只是身體上的，還有心靈上的。當然，沒有人需要對誰負責，那都是自己的選擇，只是很可能當時的我們並不知道，選擇以外，自己還要夠強大，才不會在未來的某個深夜，發現一路的衝撞、自己所選擇的衝撞，除了厭世和虛無，早已燃燒殆盡，無力也已無感，甚至還會強烈感受到自己付出的一切，被成為某種成果的收割或代言。
我想傳達的，並不是個人投身社會抗爭，如果沒有進入權力、成為權力，便是無意義甚至失敗。但矛盾之處便在這裡：社會的確需要平凡的我們投身改變，但投身的同時，我們卻又有極大的可能在身心靈上受傷。這是在歷史、媒體上，甚至抗爭當下難以被看見的荒謬、衝突。
二〇一四年的我，因爲拍了前一部紀錄片《末代叛亂犯》，認識了民主運動照片中那些領導者與菁英們身旁叫不出名字、也不是知識份子的臉孔。隔年下旬，我開始拜訪更多當年民主運動街頭的基層長輩，而讓我震撼的是──原來時代的進步，竟並不代表這些投身者個人的幸福。我開始強烈地困惑著，在政治、公共投身的當下，投身者的晚景很可能會是令人感慨的，那麼當初又為何要有所付出？有什麼意義、值得嗎？
當年民主運動的基層運動者，他們不一定是民進黨員（但當時意義上多半是），卻自稱「黨工」，常在第一線與警特對峙，也被稱為「衝組」。從美麗島事件的黨外時期，到兩千年的陳水扁執政，他們的人生，也從青壯年步入老年，許多人現在的物質生活十分困頓。情感關係上，許多男性前輩會戲稱自己妻離子散，但即使如此，他們宣稱仍堅持當時的理想，並不後悔，雖然部分的人感受到被背叛──民進黨在獲得權力後，與當初他們為其相挺的理念背道而馳，甚至覺得此後民進黨甚至不曾回頭正視過他們。
當然，也有一些長輩並不這樣想。他們認為民進黨已經達到當初他們上街頭的目的，完成階段性任務。事實上，民進黨也是一個政治政黨，理應藉由選舉取得權力，並在各議題上有其妥協與抉擇，無法只以當時起家的台獨意識形態與底層工農利益為前提運作。也或許，不是誰騙了誰的問題──那是一場愛情，在某個日常的時間點，相愛的雙方早漸漸同床異夢而不自知。
這些基層前輩們並非每個人都那麼會「說故事」，街頭抗爭更多時候成了長輩提起當年勇的風光過往，漫天飛舞著我不知曉的前人名字，像是我沒做功課就去拜訪他們一般，偶有時候，彼此對現在的時局看法衝突，立場不合。一開始我質疑著自己，為何對長輩們敘述這樣過往的時刻，竟無法有太多的共感而有罪惡，因此，我更努力思考這些過往事情，到底與現在的我、現在的社會有何關係。
更久以後，我感到空虛，那個空虛來自長輩們敘述的時候，我像是上完一堂枯燥乏味的歷史課一般，我也更確定，我好奇的不是他們如何抗爭，而是他們參與民主運動前的生活、抗爭時的生活、失去時代舞台之後的生活。我三十歲不到，而他們已經過完大半人生，多有六七十歲。如果幸福快樂的社會是我們持續不斷的共同目標，我們還在前往的路上，未來一定避免不了更多的運動、抗爭，我們該如何自處，也許從這些長輩們的身上見到一些什麼。
於是，拿掉過往的歷史事件，回到這些長輩們作為一個人，投入抗爭的那些當下，他們是如何在社會大愛與個人小愛之間做出選擇，又怎麼拿捏、平衡，這是主流敘事鮮少訴說，卻是我認為對未來的社會更有意義的。
《狂飆一夢》是二十五歲時的我，在此困惑狀態下，開啟追尋的旅程，當中不少時候，攝影機也記錄下鏡頭外邊許多我的狀態，那是二十九歲的我，再也無法這麼純粹的種種片段，因為下定決心拍攝《狂飆一夢》，不全然來自我對歷史與政治的關切與狂熱，更是來自於我對自己未來人生的徬徨。
二〇一五年，我從新竹搬到台北，和夥伴們完成了《末代叛亂犯》，五月在台北火車站大廳，也做了一場特映，因當時適逢三一八運動後一年，幾個月的時間，我跑了台灣許多地方小型播映，也享受到直接與觀眾對話的甜蜜時光。九月，該跑的邀約也都差不多，本科念化學工程的我，只要想到「未來就是朝九晚五的工程師了嗎？」的時候，總是心有遺憾，自己似乎有更喜歡的事情想去做，但對於如何靠影像這行為業也是門外漢，當時的我連攝影機也不大會用，看了一下當時的存摺，內心茫然，無以為繼。
某個深夜，我突然想起那些民主運動的基層長輩們，他們的臉龐浮現，我突然很好奇，那他們是如何為自己所認定的價值，付出人生大半青春，甚至拋棄了原有的工作與家庭，但當台灣的體制不再需要街頭衝撞後，他們失去了舞台，也回不去社會制度下的工作型態。這二三十年，他們是如何度過的呢？當時的我胡亂將這樣的心境，投射在長輩們身上，渴望能在他們身上看到一些即使沒有功成名就、完成理想，也能好好生活之類的可能，雖然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這四年間我會目睹一些生離死別，而那些我未曾經歷的，都使我顯得只是無知和脆弱，或者說，更凸顯了長輩們面對人生的勇敢與堅韌。幸運的是，在得知許多長輩當年參與民主運動，也是因為不願被社會常規束縛著，抑或也是在尋覓日常人生的另一出口，都讓我感到安慰。
這部片子充滿我的不安與他們的勇氣。
拍攝過程中，難免會遇上一首自以為能當作主題曲的歌，但更可能是這首歌又成為了我自以為的濫情投射，抑或這首歌成為了我的心理治療師，在過程中扶持著我。那首歌是伍佰的〈last dance〉。副歌歌詞是這樣的：
妳給的愛 無助的等待
是否我一個人走 想聽見妳的挽留
春風秋雨飄飄落落只為寂寞
妳給的愛 甜美的傷害
想問問妳的心中 不願面對的不懂
明天之後不知道面前的妳是否依然愛我
這也意外地像是投身民主運動前輩們的情歌。不論是對理念的愛、對國家土地的愛、對身邊人們的愛、對自己的愛，願我們能在抵達彼岸理想國度的旅途中，善待彼此。
